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形势,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正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迈进。文章着眼于推动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阐述了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回顾了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探索,分析了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面临的挑战,重点从深度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创新探索新兴领域规则、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三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制度型开放的路径和举措,以此顺应乃至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助推我国在贯彻落实新时代对外开放战略中实现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现行居住用地供给制度存在着供给主体垄断、数量不足、结构失衡、方式单一的问题。同时,受到来自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内部转型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现实挑战,需要构建新时代居住用地供给制度。其改革路径:通过建立政府、集体、企业与个人居住用地市场竞争机制,均衡居住用地市场价格;探索非居住用地用途转变、存量居住用地挖潜、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多渠道开拓居住用地来源;综合考虑住房产品类型、住房消费模式和住房产权完整程度,多因素组合式供地。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发展理念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全面实施预算绩效评价更有利于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同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全面实施预算绩效评价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政策评价、公共服务评价和激励机制设计领域。克服全面预算绩效评价过程中的难题,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丰富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内容、强化政策效应评价,采用多种方法、根据公共服务异质性进行绩效评价,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设计解决逆向激励问题。

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后,我国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口老龄化三个方面展开,探讨我国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面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路径选择。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会通过影响就业极化、工资极化、技能工资溢价和劳动份额等途径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工资不平等产生冲击;实现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重要工作内容;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和影响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如果可以充分释放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潜力、抓住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同时设计合理的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就完全有可能从容应对新时代的新挑战。

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新时代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西方发达国家是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者，并频繁发起制度冲突遏制中国，是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中国供给全球治理制度的能力有待提升，来华外商投资环境仍需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开放探索仍需深入，制度开放的法治化进程需要提质增效，产品标准体系水平尚需提高，制度创新力度亟待加强等，是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自身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力度、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加快构建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对标国际先进行业标准体系、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应成为未来我国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主要方向。

金融制度型开放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战略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的配套机制渐成雏形、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并行、积极对标国际规制要求、探索采用国际高标准管理模式、金融标准双向突破，但也面临着国际金融治理领域中的“中心-外围”困境、对标高标准规则不彻底、国内金融法规滞后于国际规制要求、落实国际通行管理上不到位以及金融标准“走出去”缓慢等挑战。因此，下一步推进金融制度性开放，需要根据国际文本要求整合金融开放规则,完善金融专门立法并与规制类开放有效衔接,完善金融开放中的具体管理措施,加大吸收国际先进标准和推出国内重点标准“走出去”并重以及做好金融风险防范。

目前,现代大学制度已作为一种明确的话语纳入国家政策文本,以制定大学章程为起点的大学组织内部转型改造也在着手进行。纵观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与探讨,研究成果可谓丰硕,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缺陷,使其难为目前大学制度的改革实践提供科学而全面的智力支持。而从伦理关系这一核心构念入手,阐释现代大学制度,并提出有关大学伦理关系呈现、解析与建构的理论解释框架,不失为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与实践的一种新的思路。

人工智能作为支撑所有产业变革的通用性技术,推动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变革,自然也对职业教育治理提出了重构与创新的要求。由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治理结构的僵化性、治理方式的低效性、治理范围的狭隘性、治理机制的碎片性等现实挑战,为此,应着眼于智慧社会的特质,围绕优化治理模式、创新治理制度、重构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格局等方面优化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可选路径及政策框架。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第一个春天,被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于2019年3月1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并定于2020年1月1日起生效施行。《外商投资法》的出台表明了我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体现出我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互利共赢的新姿态,标志着我国已迈向全面开放、制度型高水平开放的新征程。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休耕生态补偿制度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生态补偿理论，休耕生态补偿制度的成效和可持续性取决于其空间瞄准率、补偿机制和监管体系。然而，目前休耕生态补偿制度却存在微观经营主体的瞄准效率低、补偿方式不够灵活、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对此，本文从如何提升空间瞄准率、实施有区别的补偿策略以及强化监管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逆全球化现象。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从经济学逻辑上适应了国际分工优势的变化,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新动能和新的贸易利得,对贸易保护主义进行了驳斥,提出了构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新思路和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选择等新理念;从实践来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提供了新动能,亚投行建设完善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自贸区建设为全球化提供了制度创新,能够有效应对当前的逆全球化挑战。

选择性是高考制度改革的核心。增加选择性为高考制度发展带来机遇。通过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增加学生的考试选择权，能够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通过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提高学生与高校的选择适合度，能够加强专门人才培养；通过在试点省市实施外语等科目一年两考，增加学生的考试机会，能够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同时，增加选择性也为高考利益相关者带来挑战。对于学生，多一种选择多一份不确定性，每种选择都有相应的风险；对于高校，根据专业指定选考科目招生可能会扩大专业间的生源差异，也对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对于中学，实行分层教学和走班制，探索建立新的教学管理机制和德育方式还要走较长的路。为推进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