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稳定预期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至关重要。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是稳定预期的重要途径。理论研究发现，中央银行借助新型社交媒体可以通过提高信息公开普及度和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信息的理解精度等途径增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效果。实证检验中国人民银行引入新型社交媒体进行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前后货币政策信息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微博开通后，货币政策沟通指数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时滞更短且更加平滑，货币政策信息对关键金融市场的影响速度更快，程度更高。进一步地，通过挖掘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大数据发现，新型社交媒体生动形象的亲民化沟通方式显著提高了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信息的公开普及度，同时提高了公众对货币政策信息的理解精度。因此建议中央银行更多地通过新型社交媒体进行货币政策预期管理，通过亲民化方式进行货币政策沟通，增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有效性。

本文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媒体沟通因素,特别是考察市场化指标还是传统政策指标是媒体沟通的焦点。我们通过使用2000至2016年期间"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之后一周内国内报纸刊登的相关文章来确定解释媒体对货币政策相关报道的因素,进而考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和其他经济环境变量对媒体报道(倾向性、离散度、数量和程度)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报道对市场利率变化并没有过多关注,却更为关注主要政策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而且对广义货币增长率也非常关注。因此,从媒体舆论角度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沟通可以考虑侧重于政策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货币增长率,以此来提高货币政策的沟通效果和效率,实现更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经济新常态要求货币政策实现流动性充裕与精准滴灌有机结合,而科学合理的预期管理机制是其重要保障。中国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实践经历了从探索到推进的稳健进程,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周期变化、特殊金融结构、信贷歧视、预期管理方式不足等问题的困扰。构建“三方向五层次”的预期管理模式,提升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增强中央银行可信度,提升市场沟通的及时性和清晰度,强化预期管理与传统工具的结合运用,逐步优化现有经济金融结构,培育公众经济学素养和提升市场敏感度,是中国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方向。

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告别近２０年１１％左右的高速增长，开始沿着新的平衡增长路径，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依靠货币政策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消失。为了解释这一经济现实，文章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系统考察货币政策影响产出的作用机制。首先建立数理模型。通过观察微观厂商对于超预期通货膨胀的理性反应，从微观角度提供理论证据，证明货币政策通过制造超预期通胀对真实产出产生影响，解释为何这种影响具有条件依存性和不可持续性，其边界处在潜在产出和自然失业率水平。其次，建立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回归方程。通过分段检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超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在各个时期的政策效果，为检．．．

科学合理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重要保障。基于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调控机理的系统分析，构造指数探究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中“沟通”和“行动”的实际调控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沟通”和“行动”两类工具都能对银行信贷投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言行一致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调控效应，言行不一致则严重削弱“行动”的调控效应；中国人民银行对预期管理的重视、提升预期管理频率、提醒公众关注预期信号等，均能够显著提升预期管理的调控效应；经济增长高速阶段“行动”类工具效应较强，经济增长减速阶段“沟通”类工具效应较强；预期管理的“行动”类工具对各类型商业银行均具有显著影响，“沟通”类工具则未能有效影响地方法人银行的信贷投放。中央银行应逐步完善预期管理的政策框架，注重保持言行一致，培养公众敏感性，加大沟通力度，关注市场信号反馈，以有效应对当前预期转弱的压力。

由于资产价格含有未来经济运行的一定信息,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人们会根据资产价格所包含的特定信息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但另一方面,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决定了人们对于实际经济运行只有模糊的认识。由于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一般比较复杂,资产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也非常灵敏迅速,不仅波动比较频繁,往往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使得资产价格的波动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一般也比较大,导致人们在依据资产价格信息来调整对未来的预期时,状态往往是不稳定的,有时会做出超调或过度反应。所以中央银行虽然并非必须要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直接的政策调控,但必须要加强相关的信息沟通,加强对公众预期的管理,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预期。

本文扩展了传统乘数模型,分析数字化支付发展对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机制;基于MIU模型分析引入数字化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的影响;构建包含家庭、企业、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政府五个部门在内的DSGE模型,探索数字化支付对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和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作用机制;综合运用金融时间序列分析、TVP-VAR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支付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研究发现,支付领域创新不仅提高支付结算的效率,改变消费者支付习惯,也对传统的货币政策运行条件和传导渠道产生影响;数字化支付环境下,基于数量型调控的传统货币政策框架的政策传导效率大打折扣,梗阻明显增多。为此建议发展监管科技,完善数字化支付大数据监测与预警,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和稳定的金融环境,同时加快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文章首先运用一个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模型,证明了"在预期假说框架内货币政策只能引起收益率曲线平行移动而不会改变它的坡度"这一论断是错误的;接下来运用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在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框架下,证明了货币政策行动模式(参数)会影响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影响效果、利率期限结构(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及其动态特征;之后用一个基于中美两国比较的经验证据说明上述理论解释的可靠性。

社交媒体档案是信息时代一种新的记录类型。本文将档案学与法学相关理论结合起来,基于证据视角,以微信为例,简要分析了社交媒体档案的特点,择其要点解读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社交媒体档案作为法律证据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社交媒体档案管理应该关注的几个问题。

文章首先给出M2中存在内生成分的经验事实，进一步运用内生成分剔除思想定量测度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重点刻画其对《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拟合效果和指引功效。接下来，文章识别出M2中的外生成分，运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分析货币政策的“稳预期”功效及政策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M2和经济基本面变量之间呈现出强关联走势，M2中含有经济基本面变量信息。第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的时变动态属性明显，除个别时点外，其对《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调控取向拟合效果和指引功效较好，能够准确识别和定位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微观变迁进程和瞬时突变时点。第三，货币政策数量型中介指标具有较好的“稳预期”功效，不同货币政策空间下货币政策的“饥饿效应”和“宿醉效应”不同。政策空间充足时期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明显，但由于信心的短期属性和行为主体“逆向”选择心理，政策空间不足时期货币政策存在长期效应但不稳定。

以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了费用粘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宏观货币政策对这种影响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特质越明显,越易导致公司投资不足,即费用粘性程度与投资不足呈正相关关系。在货币政策较为宽松的情形下,费用粘性与投资的正向关联有所减弱,这说明货币政策减轻了费用粘性对投资不足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影响仅存在于民营企业样本中。

本文以2004~201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尤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同时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会因企业关系资本而产生差异。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更为明显;相比于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那些不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理论、代理理论以及自由现金流理论。

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长期贷款,其债务期限也相对更长;而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由于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则会利用私人关系,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这说明民营企业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债务融资的行为确实比较普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民营企业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债务融资的行为更为普遍;随着媒体监督的加强,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债务融资的行为显著减少。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媒体监督阻碍了关系型契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因此,政府应通过媒体之间的竞争,提高和完善媒体的监督职能,鼓励媒体来监督、治理腐败。

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对价格预期进行引导，是关系货币政策能否通过引导预期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问题。以货币政策引导价格预期的可控性为研究对象，选取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政策公示和政策实行两种政策操作情况，利用φ相关系数和过度反应检验方法，分别检验了央行的政策公示和实行引导公众日度、月度和季度价格预期的可控性情况。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存贷款利率政策，政策的公示和实行对公众日度和月度价格预期的引导效果均不显著；但公众对央行的政策公示存在过度反应现象，且反应程度大于政策实行；政策公示对季度价格预期的引导效果较明显，引导预期可能需要几个月的作用时滞。央行的货币政策对价．．．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