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紧密相连。新型城镇化对房地产行业而言,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应在保护耕地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并配以产业化、公共产品的承接以及适宜的房价,形成相辅相成、协调推进的良性循环局面,最终达到二者协同发展。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给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两者既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本文提出应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解土地财政,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建设绿色、环保、节能建筑等途径去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的互动协调发展。

中国房地产业在物质条件、城镇功能和城镇形象以及产业基础等方面推动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也为房地产业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刚性需求。但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还存在着市场垄断行为严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房价持续走高和房地产业"一枝独秀"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要加大政府的调控力度,实行土地和住房的双轨制管理,实行出让金年租制,完善房地产税制度,加快房地产业转型创新,实现中国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综合角度出发，结合福建省具体发展情况，构建符合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发展规律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指标赋熵权，测算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的综合发展指数。通过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计算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但一直处于失调阶段；２０１４年福建省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地区差异大。各市区应因地制宜，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从反映城市化不同侧面的内涵出发，建立反映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建立两者的主成分回归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和发展过程的协调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协调度模型，量化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协调关系。

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3)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4)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文在阐释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国内房地产发展四大热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为例,对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

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制度因素是当前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三大背景。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城镇数量、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均有大幅增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区域及中西部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业将有很大发展空间;一些小城市由于经济规模小,则发展空间有限;养老、养生、旅游地产等服务产品;以及经纪业务、物业管理、房地产金融等地产服务业均有较好的发展空间。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了＂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等多种城乡问题解决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优缺点及限制条件。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具有城乡产业强力支撑、城乡空间网络布局合理、城乡公共服务配置畅通、城乡制度有效融合等内在要求。因此，应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综合推进模式，通过完善城乡资源的市场配置、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社会保障的合理统筹、发展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发展政策的协调推进等机制，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人口流动、产业集聚、公共资源配置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在对城市集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度和区域协调度模型，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南京市各区域及各区县城市集聚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各区域、各区县城市集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趋势与南京市基本相同；各区县的城市集聚和房地产业协调度调整过程和协调发展状况却不尽相同。

房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发展与创新,同时房地产业的发展也给金融创新创造了空间,两者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内在经济联系。本文在探析金融创新与房地产业耦合关系的理论基础上,采用耦合相关理论构建了金融创新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测度了1998—2014年中国金融创新与房地产业发展耦合态势。研究发现:2000年之前,金融创新和房地产业发展处于低级协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金融创新与房地产业发展正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耦合值偏离45°的程度越来越大,需要加大对房地产金融创新的关注,防止过度的金融创新可能导致房地产业泡沫的出现。

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文基于2004-2016年我国各省份29个细分制造业行业与房地产业的数据,采用耦合评价模型,对我国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同时,本文尝试从内在机制上找出两产业的最佳耦合度,并实证分析了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一步,本文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房地产限购政策这一外部冲击对两产业耦合度的影响。测度结果表明,两产业的互动程度不断增强,由2004年的失调发展上升到2016年的良好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略高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均于2012年前后超过制造业。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负面的经济影响,这能从东部地区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中找到原因;对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地区而言,限购政策改善了地区内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耦合度。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estate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a country or region in the view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al estate owned the periodical feature and there wer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estate and national economy. After real estate entered into advanced period, the ratio of real estate added value to GDP may vibrate in a certain range, while the over-heating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would cause serious impact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Compa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real estate, real estate in China wa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primary period and had the features of low level of total development and over-heated lev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macro control on real estate would induce and guarantee the promotion of real estate from primary period to advanced period successfully.

房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发展与创新,同时房地产业的发展也给金融创新创造了空间,两者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内在经济联系。本文在探析金融创新与房地产业耦合关系的理论基础上,采用耦合相关理论构建了金融创新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测度了1998—2014年中国金融创新与房地产业发展耦合态势。研究发现:2000年之前,金融创新和房地产业发展处于低级协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金融创新与房地产业发展正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耦合值偏离45°的程度越来越大,需要加大对房地产金融创新的关注,

文章通过对全域旅游发展机制的理论分析,构建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指数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我国各省区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并进行聚类分析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域范围内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相互影响的协调关系,大部分省区协调具有很大提升空间,全域旅游有利于推进城镇旅游产业结构、空间格局和城镇化质量的整体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