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家庭农场严格界定标准应该包括:家庭农场必须由具备农业生产经验或知识的农村家庭经营;需坚持一业为主,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坚决不允许长期雇工;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应因地因物制宜制定动态标准,机会成本标准是一种可参考的基准规模核算办法。

对国内对中国家庭农场界定,以农业部的标准最为权威,但这种界定以户籍、规模经营、收入、劳力为主要,这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因为中国农业处于转型期,中国家庭农场界定必然是一个动态标准,因而家庭农场收入最大化、禀赋匹配最优化、收入均衡化与农场主素质化是度量中国式家庭农场的标准。因此,中国式家庭农场是指那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农学素养的农场主,对家庭禀赋与经营的农地坚持适度规模与收入最大化的农业经营组织。

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 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 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近年来,随着"四化同步"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结构由小规模农户经营为主,逐步向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转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兴起,在推动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高度关注。本文在梳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当前提供金融服务的正负面环境进行分析,围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及金融需求特点,提出金融服务定位和方式的策略建议。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陕西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机制日益完善，农村信用信息覆盖面持续扩大，信用评价和信用培育不断深入、金融产品不断创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发放不断增长，但延安市家庭农场呈现出未注册农场数量多、规模较小、经营种类单一、收入不高等特点。延安市涉农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信息包括生产能力、盈利能力、生产情况、荣誉情况、风险管理能力和规范程度等，盈利能力显著影响涉农主体贷款可得性。建议提升新型农业主体盈利水平，强化信用信息系统功能建设，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组织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通过土地集中形成适度规模，实行商品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家庭农场在家庭经营、社会化生产、适度规模等方面有独特的内涵。文章对比分析了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相比，在家庭经营、土地规模、土地来源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在工商登记、制度规范化等方面区别较大。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工商注册登记、适度规模经营方面相似，但两者在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规模化途径、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相比，都是国家积极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两者在组织形式、监督费．．．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是中国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必须经历的阶段。社会各界对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认定不清导致其社会实践偏离常态,因而需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本文首先提出界定中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七条标准,从农业要素配置的次优均衡,保障社会充分就业,走外生型适度规模经营,传承乡村文明等方面,最终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及其存在的实践依据。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是中国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必须经历的阶段。社会各界对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认定不清导致其社会实践偏离常态,因而需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本文首先提出界定中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七条标准,从农业要素配置的次优均衡,保障社会充分就业,走外生型适度规模经营,传承乡村文明等方面,最终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及其存在的实践依据。

现有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社会转型和农业商品化的需要,由此使得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成为必要。相比于其他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其劳动和资本的合一使得家庭能够在农业种植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对比和参照分析,不仅能对家庭农场本身的功能进行定位,也能获得对其他新型经营主体功能的新认识。

发展家庭农场若仅限于追求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益,则显然不够。家庭农场自身隐含有许多需要发掘和彰显的特殊效应,包括家庭主体效应、区位效应、增收效应和产业链效应等。这些特殊效应一经彰显,将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带来不竭的活力和旺盛的发展后劲。本文将在对家庭农场特殊效应分析的基础上,以农业旅游的视角,就如何彰显家庭农场的特殊效应展开探析。

家庭农场不仅能有效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家庭农场产生的背景，有针对性的分析发展中存在的土地流转、融资障碍、技术水平、物流运输、人员素质等方面障碍，并根据障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提供资金支持，构建完善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而促进我国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普通农户都是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各自的内涵和特点。本文以家庭农场为基点,阐述了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土地经营规模、组织特征、生产经营、市场主体地位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1978年开始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是,目前这种小而分散的家庭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就显得十分急迫。本文首先对家庭农场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并对其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围绕如何发展好家庭农场提出了建议。笔者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够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于解决城镇化发展导致的农业生产问题,并对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的趋势进行矫正。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面临着土地、资金和相关扶持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解决家庭农场面临的土地流转问题,在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基础上提供资金、技术等扶持政策,培训生产经营职业农民。

当前,需对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扶植政策、运行效率及资金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进而通过规范土地流转过程,加速家庭农场规模化进程;拓宽贷款融资渠道,丰富抵押担保方式,突破资金瓶颈;加强政策扶持力度,营造家庭农场良好的发展环境;引进农业技能人才,做好农场科学管理,强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推动家庭农场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