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曲折的变化过程。改革开放前,虽注重并试图改善城乡关系,但总体上"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导向使得城乡二元结构严重。改革开放后,城乡协调发展成为主调,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大量政策,近年来更是升级为国家战略。乡村发展和城镇化也由此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政策的梳理,划分城乡关系研究为三个阶段。从"三农"问题政策重点的转变,乡村与城镇化发展政策演变,"七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主题演变三个方面,分析乡村振兴与城镇化战略的关系,发现国家整体政策和学术研究热点基本一致,体现出从要素、政策、技术等方面到整体战略的转向。但由于政策、研究与实践有所脱节,加之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文化,使得城乡融合面临巨大挑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未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有机结合,以实现城乡协同治理。

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城镇化道路的总结,需要充分把握城镇化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与内在规律。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始终围绕着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线,整体表现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化停滞发展期——解放发展生产力时代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代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期"三大发展阶段。高质量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依然面临着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失衡,人口过度集聚于超大城市,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三大差距制约、城市发展特色缺乏等诸多问题。未来应当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践,加强不同空间区域的城镇化研究,深化城镇化的成本研究,构建科学有效的城镇化政策体系,提升城市包容性,加快城镇化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全面梳理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历程,系统总结城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深入反思城镇化存在的问题,科学展望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及主要特征。研究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起步期、加速发展期和基本成熟期三个主要阶段;城镇化在激发经济增长动能、推动经济不断增强、促进国民收入持续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城市高房价泡沫、居民幸福感降低、城乡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伴随居民自由流动而出现的独有的农民工现象,以及产业创新对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支撑力不足也需引起足够重视。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将主要呈现四个方面的特征: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实现由"单个城市—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到"城市域"的转变;海绵城市、卫星城市、智慧城市、特色小镇等新型城市类型不断涌现;城乡一体化政策指导城乡一体化实践,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日趋完善,制度创新激发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农村与城市开始融为一体。

空间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的理论轴心,以空间生产审视新中国7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工业塑城和资本塑城两个风格迥异的发展时期,前一阶段的空间强调使用价值的生产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后一阶段的空间生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校正空间生产回归社会主义本质是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吁求,也正是在过往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以空间共享为核心价值旨归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推进新时代城镇化发展。

基于山东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数据,借助分形方法、引力模型、空间探索分析等技术研究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的突出特征。研究发现:12010年山东省53.5%的城镇人口集聚于县和县级市,具有明显的县域城镇化特征,同时农民身份转换滞后于其产业转移,半城镇化现象显著;2城镇体系呈位序规模分布,中小规模城市发育较好,大城市发育不足;3山东半岛城市群内部联系不断加强,网络化趋势明显,但人口集聚能力相对薄弱;4城镇化空间差异明显,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以济南、青岛、烟台和威海为核心的三大热点分布区及以鲁西、鲁南地区为主的冷点分布区。最后就山东省新型城镇化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路径。

什么是城市化?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军事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其进行了定义。笔者认为城市化就是农业人口逐步向非农人口转移和集中的过程,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成为一种以现代工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且居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素质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在我国一般不直接提城市化,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作为链接城乡基地和桥梁、统筹城乡发展关节点的小城镇,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和统计数据的分析,将60年来的我国小城镇发展划分为"恢复和初步调整、萎缩和停滞、恢复发展、快速发展、协调提升"五个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小城镇的成长方式已经由数量扩张向规模扩大转变,但区域发展差异显著、两极分化严重,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长江、珠江两大三角洲和华北、成都两大平原的小城镇集聚区。近年来,我国小城镇的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使小城镇区位优势的形成,在国内外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趋势下,小城镇产业蓬勃发展;专门化生产分工的不断深化,小城镇特色产业逐步形成,在东南沿海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专业镇;小城镇综合承载力凸显,是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在阐述今后15年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就业和收入差距、资源和环境、区域发展、政府管治等四大挑战之后,分析了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0.6、0.8、1.0和1.2个百分点的4种态势。如按1978-2002年城镇年均提供636万人就业考虑,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不宜超过0.7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2005年上半年城镇安排595万人就业,则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也是可行的。但是,对于所有4种态势,土地短缺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后就可持续城镇化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①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②贯彻落实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③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地区的新兴产业,对振兴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乡村旅游的发展对农村和农民的城镇化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乡村旅游应坚持政府主导、规模经营、分类开发、重视人才的发展道路,更好地服务于城乡建设。这对于新时期稳步提高农村的城镇化质量,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小康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教育在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我国乡村教育与社会整体发展不相适应,在城镇化进程中经历了快速"萧条期"及趋于"回暖期",依然面临着乡村学校教育质量不高,乡村教育发展整体逐渐式微等问题。乡村教育发展式微现象与乡村教育发展的裹挟式逻辑、内隐式逻辑、虹吸式逻辑以及嵌入式逻辑紧密相关。乡村教育的未来发展振兴,需要从教育现代化整体发展的角度系统考量,以"人的城镇化"建设为背景,更加注重"学生本位",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为契机,真正回归"乡土本位",促进乡村教育振兴;以"城—乡连续性发展"为方法论,不断凸显"教育本位",实现城乡教育现代化、一体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乡村教师教育政策,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取得较大成绩,但同时,乡村教师教育中还存在着教育缺乏针对性、教育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制约着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70年来我国乡村教师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必须继续完善乡村教师教育政策,进而助力乡村振兴和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

采用最新各类上海人口统计数据,对上海人口城镇化及社会空间特征进行分析。首先,在宏观市辖区层面,2000—2010年中心城区人口数量增减不大、郊区人口快速上升,2010年后上海市全域人口变动较小。其次,从中观街道层面来看,中圈层的街道数量快速上升、人口空间梯度变缓。与郊区新城相比,中心城区仍是人口密度高值聚集区,市域人口仍呈现单中心圈层扩散。再次,通过近期上海社会空间结构特征演变对比,发现中心城区人口变动多为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是郊区人口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提出上海人口空间变动的影响机制以及策略建议。

边境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城镇是边境地区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载体,衡量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陆地边境134个县级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人口三个维度综合构建城镇化指标体系评价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并通过象限图法评估其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从而为未来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我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线性缓慢增长态势。②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态势,高、低水平边境县域各自集聚呈带状分布,但其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③2000—2015年,边境地区社会城镇化进程较快,而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相对较慢;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由早期的经济、社会城镇化的非可持续转为人口、经济城镇化的非可持续。从空间格局看,东北、内蒙古、新疆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西藏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解决。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口因素则是协调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条件。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及相关数据，依托队列要素法预测中国农村人口的发展态势。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对未来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的影响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乡-城”迁移将对2020-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规模缩减、劳动力外流和年龄结构老化起主导作用，贡献比例均超过50%。按2050年80%的城镇化水平测算，2050年中国农村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规模将分别降至2.4亿～2.6亿和1.1亿～1.3亿，人口老龄化水平高达36%～40%，总抚养比升至100%左右。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城镇化因素，人口自然负增长仍将成为未来中国农村人口发展的基本面。农村老年人口预计将于2040年达到1.1亿～1.2亿峰值后回落至0.9亿～1亿；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规模则将持续增长，至2050年人口规模逼近4000万。本文认为，未来中国农村人口治理有三个关键词：一是“求变”。迁移流动模式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未来农村人口系统特征的关键因素，生育和死亡因素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农村人口发展趋势。二是“适应”。未来中国农村极可能在人口负增长、劳动力外流、抚养比陡升以及高龄化浪潮的约束下推进乡村振兴。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合村并镇、盘活土地资产、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等工作绝不是临时性的应景策略，必须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设计。三是“创新”。创新性地认识人口系统结构及其功能：一方面有序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使其为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重新认识老年人的经济社会价值，保障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并积极发挥老年人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乡村治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变迁为核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依赖性特征,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期,按照乡村治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四个阶段。7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表现为乡村治理体制结构的行政化和集权化、乡村治理思维的城乡分治、乡村治理主体的精英化和乡村治理方式的技术化。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以构建党领导下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开放的多元化治理格局为主要方向,实现乡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