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是需求拉动型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以自主性需求和资本存量灵活加速调整为基本特征，较好地解决了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在模型拓展过程中，随着就业率、技术进步、自主性需求结构、货币和通货膨胀等议题的引入，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对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给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然而，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也存在偏离斯拉法经济学、缺少价值理论的支撑、无法刻画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忽视经济发展规划等局限性。应在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内对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进行合理借鉴，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上个世纪90年代的系列金融危机让各国政府管理部门意识到国际储备的危机防范作用,这导致了近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储备的高速增长。然而,仅从危机防范的角度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巨额的储备积累。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探讨储备增长的途径:储备存在着自我增值的效应,也就是说,前一期储备的增长能通过对储备供给的正向刺激,引起其在后一期的进一步增长。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储备增长的"乘数效应"。储备持有国(中国)运用储备对储备供给国(美国)的债券市场进行投资并降低了美国的均衡利率是这个乘数效应形成的关键环节。

中国具有资本缺乏、劳动力剩余的资源禀赋,同时要素市场分割,民营企业面临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宏观环境,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建立在赶超发展战略基础上的国有企业继续面临资本相对便宜而劳动相对昂贵的传统宏观环境,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民营企业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生产中,产量大幅度增长。国有企业继续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增长较缓慢。当配置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多时,经济增长偏向劳动密集的出口产品,这推动了中国出口高速增长。

目前国内外对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已经成熟,但如何将其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和金融领域,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模型。有人尝试在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上建立投入产出模型,但其应用的灵活性会受到限制。本文将SAM流量矩阵划分为投入产出表、国民收入流量表、金融流量表三张表,先分别建立三个模型,然后将其链接起来,形成一个能够反映国民经济所有环节乘数关系的模型系统。然后利用中国2012年的SAM数据,举例说明了其在实际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Keynesian multiplier theory is only limite to describe aggregate of macro-economics,without the function of representing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of structural chang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By using I-O technique,we extend Keynesian multiplier thoery from aggregate analysis to structural analysis,and set forth the second-stage I-O analytic method.The structural Keynesian multiplier analytical method includes two forms:1.I-O table (second-stage I-O table);2.Mathematical model.By combination the quadrant of Ⅱ and Ⅲ in orginal I-O table form the second-stage I-O table.Although the second-stage I-O table having the similar structural form and I-O model as theorginal I-O table,the economic contents expressed by model are totally different.We explain the concrete methods and steps to establish structural investment multiplier and consumption multiplier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reflected by the model and economic meanings of various coefficients.In addition,we also point out five aspect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hen establish and apply the structural multiplier model.

本文探讨了我国投资乘数、加速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指出我国经济增长与投资乘数及加速数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双向因果关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边际生产率、投资率、消费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结合研究结论,作者提出了一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如建立高效的资本形成和有效机制,发展资本市场;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完善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等等,以期时理论界及实务界有所帮助。

传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假定代表性企业,而实际上企业是异质性的,它们的规模分布极不均衡,即大量小规模企业与少量大规模企业并存。近年来,学者们构建了一系列满足企业规模动态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型,结果表明单个企业创新、知识外溢和异质性企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共同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传统内生增长理论则忽略了异质企业之间资源再配置的作用。本文根据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将文献分为三类,分别为外生冲击和外生技术进步驱动企业规模变化的文献、内生技术创新驱动企业规模变化的文献以及其他因素驱动企业规模变化的文献。这些研究使得从微观企业增长到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清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一、人口数的逻辑斯蒂增长模型我们知道,在环境资源受限制的情况下,生物种群的增长通常呈逻辑斯蒂增长。而人类人口的增长与生物种群的增长一样,是有限度的。一个国家或较大地区人口的增长,往往可以看成是独立

外贸乘数不是“出口乘数” ,它与包括进口在内的多种因数密切相关。要发挥外贸乘数效应 ,推动经济增长 ,必须注意增大最核心变因MPC的值。本文认为 ,斯蒂格利茨所用的外贸乘数表达式 ,比较科学地表达了各种变量的相互关系。但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外贸乘数对经济增长的变因关系 ,必须对变因MPC作具体分析 ,要考虑MPI对MPC的反向激励作用。这样 ,既可以解释外贸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的现象 ,又可以从中找到解决扩大MPC的办法。

外贸乘数不是“出口乘数”,它与包括进口在内的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要发挥外贸乘数效应 ,推动经济增长 ,必须注意增大最核心变因边际消费倾向 (MPC)的值。斯蒂格利茨所用的外贸乘数方程式 ,比较科学地表达了各种变量的相互关系。但是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外贸乘数对经济增长的变因关系 ,必须对变因 MPC做具体分析 ,要考虑边际进口倾向 (MPI)对 MPC的反向激励作用。这样 ,既可以解释外贸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的现象 ,又可以从中找到扩大 MPC的办法

随着水资源短缺和水灾的频繁发生,水资源安全逐渐被纳入经济增长研究框架,并日益受到关注。尤其近十年以来,国外学术界不断深化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进展。一是不断深化和拓展水资源安全的内涵;二是逐步完善水资源安全的评估指标;三是深入剖析水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四是对经济增长的水资源安全作出实证分析;五是提出确保水资源安全的政策选择。

经济增长动力分为需求拉动力和供给推动力两大系统。在需求动力方面,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存在一定的阶段性交替,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供给动力主要包括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制度供给等推动力。新常态经济增长仍要从需求和供给双侧发力,既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抓住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加速要素升级,推动创新发展,以制度改革增强长期经济增长动力。

公共投资支出差异是造成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之一。在公共投资支出中,又以基础建设投资所占比重最大。基础建设投资以其拉动总需求的直接效应,降低私人经济部门生产成本的间接效应,以及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仅仅从总量角度去考察基础建设投资对经济绩效的作用,而应该更细致地考察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并根据投资收益的大小确定具体的投资方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总量上的基础建设投资并不缺乏,但缺乏合适的投资结构和地区分布。

关于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分歧,尤其表现在Rodriguez和Rodrik(2000)的评论中。在过去的十年中,数据的丰富和数据质量的提高,新的工具变量的发现以及新的计量方法的运用,使得该领域成为国际经济学的热点领域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贸易开放的内生性表现,然后从工具变量法、倍差法、配对法和其他识别方法等四个部分展开介绍近年来在这些领域中控制贸易开放的内生性方法,重点关注新的工具变量的构造。应用这些控制内生性方法的研究表明,贸易对于人均收入具有显著地正效应,并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全球化对收入的总体影响中,约有一半的效应是来自于纯粹的货物贸易的影响,另一半是来自于全球化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