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基于实数编码加速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2014—2021年我国各城市的数据要素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并将其纳入新结构新生产函数实证检验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显著推动了国内生产总值提升，且该效应受到宏观政策导向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凸显了政策制定者在优化数据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的作用。同时，数据要素发展水平的优化还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非线性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资本累计效应是数据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三条路径。上述结论为理解数据要素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基础，在数字经济时代，优化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应用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为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在新时代经济发展中的潜力，应加大对数据基础设施的投资，完善数据管理和应用的法律法规，促进数据的开放共享，并激发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力。这些政策建议不仅有助于优化数据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也为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我国不同发展时期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随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调控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国内信贷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它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就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各地区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依经济发展水平和东中西部地理位置差异近似呈“倒U型”关系。

利用我国1985-2008年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和因果检验理论,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部的交通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交通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均为一阶单整变量,它们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就全国以及东部地区而言,经济增长与交通发展水平在长期和短期中相互促进;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能够促进交通业的发展,但交通业的发展无法促使本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现象的形成与我国各地区产业分布不均衡、交通运输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关。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统筹规划,科学论证

本文把信息技术因素引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了一种相对更加完善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并利用2000～2010年中国及各省域的面板数据,着重分析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动态效应。结论表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在整体上始终对经济增长有密切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各省域在利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存在高水平陷阱,但存在中低水平陷阱。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高水平地区的影响更大。整体而言,中国在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增长领域仍存在较大潜力。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技术进步作为两者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融合分指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54、0.314、0.250、0.477,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为31.32%。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率,该优势集中体现在东部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分维度来看,在区域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中,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融合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重视数字底层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鸿沟",完善政府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其理论机理:(1数据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直接投入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效应;(2)数据要素投入后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同时也会改变生产结构、促进禀赋结构变迁，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发挥间接效应。本文采用增长核算模型和发展核算模型，在对新古典生产函数以及新结构生产函数进行拓展的基础上，考察数据要素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在两种新生产函数下，数据要素积累均能产生直接效应;长期跨国收入差距均取决于技术差距和人均数据积累速度。此外，依据新结构的新生产函数，数据要素积累还能发挥间接效应;人均资本结构变迁差距和人均数据结构变迁差距也是长期跨国收入差距的原因。因此应该重视数据要素积累，发挥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加速实现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析显示,FDI只是通过要素投入机制而并没有通过TFP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金融发展也并没有显著地提高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零售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经济的兴起已经对零售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全要素增长率涉及到服务效率、技术创新、员工素质等多个因素，而贸易成本直接影响零售业的成本结构和供应链效率。因此，本文将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零售业规模效益的影响机制，并引入全要素增长率与贸易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加以考虑，旨在促进零售业规模效益的稳步提升。

城市作为一定区域的中心,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一直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针对当前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忽视其动态机制的现状,以泉州市为例,在运用能值分析法对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可持续发展库兹涅茨曲线模型(SDKC)对泉州市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并运用改进的灰色斜率关联度模型对曲线成因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泉州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先降后升的U型SDKC关系;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第二、三产业比重,出口依存度和政府影响力呈负相关,与第一产业比重、广义技术减排、外商投资呈正相关,并据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文章从经济学机理角度分析了数据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加法效应和乘数效应，加法效应主要通过信息增值模式来实现，乘数效应主要是通过融合驱动模式来实现；验证了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主要是乘数效应，通过与传统要素融合，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且与劳动要素融合的乘数效应大于与资本要素融合的乘数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数据要素发挥的乘数效应要大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据要素主要发挥的是加法效应。

本文利用2001-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口首位和经济首位分别作为城市首位度的衡量指标,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市首位度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论得出:以人口规模作为首位城市的发展目标时,无论有无空间假设,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并不显著;而以经济作为首位城市的发展目标时,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对本地及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地,分解效应结果表明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城市首位度每提升1%,将直接导致本地经济增长0.2802%,间接导致经济效应增长0.04965%,总的经济效应增长0.3298%。因此,在均衡地区发展的战略举措中,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首位城市的经济驱动力,促进省际之间的互动交流,实现经济共同发展。

基于引入外资溢出效应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重点考察金融市场水平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外资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了从不同的外资中获得更多的收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正溢出效应要求金融市场发展满足特定的门槛水平。

采用2000-2016年经济运行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边限检验法和MRW模型,研究房地产发展、经济增长动力要素和外部环境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商品房销售额的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房地产过度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房价持续上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不稳定性。商品房销售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随着经济增长动力要素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提高而降低。外部环境(国际利率水平、原油价格、人民币汇率)对经济的冲击会削弱房地产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力资本、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不稳定性。在经济增长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前提下,房地产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降低。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房地产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为房地产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