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借助数字技术重塑金融体系，为降低城市发展差距提供了可能。本文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包括23个基础指标的城市发展差距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TOPSIS熵权法和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进而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有助于降低城市发展差距，且对落后城市降低发展差距的作用更明显；(2)融资环境改善是数字金融降低城市发展差距的中介渠道，居民创业、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能够增强数字金融的影响效应；(3)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其作用也随之增大。本文为研究数字金融与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金融科技如何更好地提升传统金融服务实体企业的效率，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文章使用2010—2021年中国商业银行实用新型与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并与上市公司财务与银行贷款明细数据进行匹配，构造出银行金融科技指标，分析其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首先，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其次，从影响机制上看，在资金需求侧，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提升企业财务质量；在资金供给侧，会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增强银行信息甄别能力。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规模较小的银行以及非国有六大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债务违约的降低效应更为显著；对于成长型企业，上述效应相对较弱。进一步分析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企业营业利润率，降低经营风险，提升企业投融资效率，有效解决银行无序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文章研究结论拓展了信息不对称、金融错配以及企业债务违约相关理论的经验证据，对促进新业态下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企业、降低信贷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浙江省52个县2005~2014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旅游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解析。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减效应,其直接缩减效应为-0.172,累积缩减效应为-0.326;无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入境旅游,对城乡收入差距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国内旅游的负向影响明显较大。此外,县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在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关系中都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通过构建浙江省52个县20052014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旅游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解析。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减效应,其直接缩减效应为-0.172,累积缩减效应为-0.326;无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入境旅游,对城乡收入差距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国内旅游的负向影响明显较大。此外,县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在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关系中都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城市级别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级别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且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城市银行业多样性和降低企业的投融资错配程度对债务融资成本形成显著的中介因子效应。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这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活力,降低企业融资负担提供了政策制定的经验证据。

城市化与低碳发展的关系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论文依据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福利碳强度指标，基于1990—2020年二十国集团（G20）国家的数据，计算了G20国家的福利碳强度，并运用面板计量模型考察了城市化对福利碳强度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样本期间各成员国的福利碳强度呈下降趋势，表明单位福利水平的提升给碳排放空间带来的压力在逐渐缩小。（2）共有29个年份城市化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出口贸易和政府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总体而言，城市化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福利碳强度，出口贸易的增加和政府规模的扩大会推高福利碳强度。（3）发达国家的主要局限是人均碳排放水平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短板在于人均预期寿命偏低。以上结论对中国未来低碳发展的政策启示主要有：要摒弃城市化模式之争，走弹性变通的适宜城市化道路；要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精诚合作，推动治理现代化；要发展高质量出口贸易，助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

城市化与低碳发展的关系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论文依据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福利碳强度指标，基于1990—2020年二十国集团（G20）国家的数据，计算了G20国家的福利碳强度，并运用面板计量模型考察了城市化对福利碳强度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样本期间各成员国的福利碳强度呈下降趋势，表明单位福利水平的提升给碳排放空间带来的压力在逐渐缩小。（2）共有29个年份城市化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出口贸易和政府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总体而言，城市化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福利碳强度，出口贸易的增加和政府规模的扩大会推高福利碳强度。（3）发达国家的主要局限是人均碳排放水平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短板在于人均预期寿命偏低。以上结论对中国未来低碳发展的政策启示主要有：要摒弃城市化模式之争，走弹性变通的适宜城市化道路；要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精诚合作，推动治理现代化；要发展高质量出口贸易，助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发展数字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一致的逻辑性，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家庭层面出发，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降低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差距，有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来降低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同时该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和收入异质性。

本文利用CHNS微观面板数据和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分析了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与GDP之比测量的各省的金融深度、用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测量的各省金融效率与家庭贫困率的关系。发现:金融规模的发展对减少贫困效果明显;各省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为正。金融深度对家庭贫困率没有显著的地域影响;而各省金融效率的地域影响显著。金融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在西部地区为正。尽管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有所下降,中部地区的影响下降的幅度更大,但最终结果来看,东部和中部的金融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仍然为正。

企业财务的健康运行离不开金融系统的支持。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具有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减少非效率投资从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财务风险的降低效应在中小企业及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企业更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金融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并为金融市场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金融科技助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痛点的作用日益凸显。在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看，金融科技发展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地理排斥。利用2011—2020年银行分支机构数据、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数据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的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增加了中小企业的金融排斥，金融科技发展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地理排斥，但地理距离始终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表明，当大银行占比较高和银行竞争程度较高时以及在经济落后和交通不便的地区中，金融科技发展对降低中小企业融资地理排斥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解决了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是金融科技得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地理排斥的关键所在。因此，应既加强金融科技研究与应用，又优化银行物理网点布局，为促进金融资源服务中小企业和攻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赋能。

通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国内影子银行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我国173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和DID模型实证分析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推行降低了国内影子银行规模;(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强"风险约束"和缓解"融资约束"途径可以降低国内影子银行规模;(3)宏观货币政策环境的调节机制表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影子银行规模的效果;(4)微观银行特征异质性表明,大型、高资产规模、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更能降低影子银行的规模;(5)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实施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影子银行的约束作用更明显。

信息成本的降低导致全球金融结构向着市场主导型发展和演变。因而在促进我国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最终向市场主导型的发展进程中,应主要致力于实施促进我国信息成本降低的政策改革。

本文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SDM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性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扩大技术溢出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4)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