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数字金融通过发挥资源效应、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降低企业违规，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以及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企业违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抑制企业违规；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表现为互补作用，即传统金融发展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好。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金融和企业违规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也为推动数字化建设、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数字金融通过发挥资源效应、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降低企业违规，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以及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企业违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抑制企业违规；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表现为互补作用，即传统金融发展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好。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金融和企业违规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也为推动数字化建设、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ESG）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导向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及其各维度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主要通过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而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性披露企业、高竞争程度行业以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提出了加强企业ESG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ESG披露以及政府进一步规范与优化企业ESG制度环境的政策启示。

本文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商业银行微观层面的数字金融指数构造方法,以2011-2020年中国175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整体风险承担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但存在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冲击下银行表内业务风险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表外业务风险表现出了集聚的倾向,这一结果在考虑使用工具变量以及反事实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的扩张压缩了商业银行表内业务的收入空间,增强了银行拓展表外业务的动机,进而导致表内业务风险存在向表外业务转移的迹象。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效应在非上市以及资本充足率更低的商业银行样本中表现的更加突出。

国际化是否有助于提升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研究。本文运用2011—2015年中国深沪A股410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维度分析了国际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国际化广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国际化深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国际化是否有助于提升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研究。本文运用2011—2015年中国深沪A股410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维度分析了国际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国际化广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国际化深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本文考察增加地区教育投入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教育投入与企业劳动力成本显著负相关，该影响主要存在于福利性货币薪酬、拥有适龄子女和学历较高的职工、国有企业、养老保障水平较低与户籍限制宽松的地区。进一步分析显示，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是上述影响的主要机制，且人工成本的下降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研究表明，增加地区教育投入在缓解劳动力成本压力方面具有正外部性。

本文运用2007-2017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围绕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倾向,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二是从融资约束角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助于抑制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倾向,而对低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促进实体企业经营绩效改善中的作用,引导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走依靠公司治理改革、运营机制创新、组织管理变革等方式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避免企业过度依赖要素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投入和资本运作来实现规模扩张、利润增加。二是要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金融资源供给结构并提升供给效率,将发挥好全要素生产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与推动企业"去杠杆"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企业价值提升作为经营考核目标,抑制一部分实体企业推行过度金融化的倾向。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文简称为"高新区")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促进企业成长对改善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维护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产业集聚理论出发,利用"新三板"两次扩容后的全部非金融业挂牌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国家高新区建设是否作用于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衡量的微观企业融资约束。研究发现,高新区建设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区域金融水平发展较弱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以2011-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区分企业杠杆率的期限结构差异后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无论是对企业的短期杠杆率还是长期杠杆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盈利企业和高杠杆企业中较大。机制分析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减少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弱化经营风险的方式来降低企业杠杆率。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降低信息产业税收水平、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以及适当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去杠杆的积极作用。

尽管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在理论模型中广受重视,但是由于机构投资者监督多数属于"幕后行动"难以观测而缺乏实证证据。本文利用保险投资在上市公司中的投资比重差异以及险种分类差异,提供了我国险资持股降低公司违规的治理效应以及具体作用机制的实证证据。首先,险资持股能够有效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并且险资持股比例越高,降低上市公司违规次数的效果越明显。这一治理作用的发挥更多来自于持股比例高的第一大险资和传统险、分红险资金的监督效应。第二,险资持股降低公司违规的主要机制是通过保险机构实地调研上市公司的渠道实现,并且险资持股的治理效应更多地表现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和分析师跟踪较少的上市公司,表明险资持股是对内部治理机制中控股股东和外部治理机制中分析师跟踪的有效替代。

基于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违规公告,检验高管权利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在[-2,2]窗口内,公司股价平均降低-1.8%,市值平均缩水28.08万元,最高缩水4.60亿元;高管的政府背景越深厚、公司一把手违规及高管接受过股权激励,均造成股价显著下跌;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高管,是公司治理缺乏独立性的表现,与股价显著正相关。建议根据高管的权利结构,制定匹配的绩效评估、薪酬契约、股权激励和外部监督机制,促进高管发挥积极价值。

基于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违规公告,检验高管权利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在[-2,2]窗口内,公司股价平均降低-1.8%,市值平均缩水28.08万元,最高缩水4.60亿元;高管的政府背景越深厚、公司一把手违规及高管接受过股权激励,均造成股价显著下跌;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高管,是公司治理缺乏独立性的表现,与股价显著正相关。建议根据高管的权利结构,制定匹配的绩效评估、薪酬契约、股权激励和外部监督机制,促进高管发挥积极价值。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我国的旅游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进入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多元化经营现象。国内外学者对多元化经营与公司风险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截至目前,对旅游类企业多元化经营能否降低公司风险的研究仍较为欠缺。因此,文章以2004—2012年国内23家A股旅游业上市公司1的184个截面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了旅游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对其公司风险的影响。旅游行业自身的行业特征及其多元化特点使得针对旅游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行为的分行业研究产生了与以往整体层面的研究截然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