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利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中国省域经济增长，且其影响效应在空间和时间上呈现异质性；（2）在技术创新、城镇化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等资源禀赋条件下，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呈现显著的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特征；（3）在三种不同形式的空间权重矩阵下，中国省域数字金融和经济增长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以及相关性，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金融环境的重要变量。数字金融一方面加强了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会对经济增长的风险程度产生影响。本文首先介绍数字金融的内涵，并重点讨论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及风险性特征；其次，详细梳理了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而，使用“在险增长”研究方法对我国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及风险的关系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平均预期，还能降低经济意外失速的风险，从整体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借助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文章在阐述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选取2014—2020年中国1651个县域数据，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改善均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两个渠道，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能促进山区县、高城镇化水平县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县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此，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发展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经济发展。

文章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机会获得和经济成果共享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2021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度量，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效应。

金融系统是宏观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波动会严重损害整体经济运行,因此,金融机构设立及其发展在任何国家都受到严格审批和高度监管。但是按照寻租理论,在监管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下,金融审批权的存在会诱致寻租行为,而这又会影响金融业、其他行业和整体经济的运行。对此,本文以审批金融为逻辑起点,结合北京金融中心建设现状对审批金融价值进行了估算,实证分析了审批金融对北京经济增长及其福利的影响。基本结论是,审批金融容易导致某些产业如餐饮住宿业的畸形发展,对另一些产业如中介服务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对公共福利有负面效应,从而证实了审批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explai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which are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ory financial restrain.No matter what for the economic analysis or for the financial policy,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e importance of each financial variables and its effect to the economic growth efficiency.In order to avoid the failure caused by the variables high relation,we first distinguish the two theories using the nonested test technology.Then based on this,we analyze the effects how the financial variables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iciency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Form this,we get the effective variables to describe the economic growth efficiency and the financial deepenth under all kinds of models.

基于2011—2019年全国245个地级市数据，构建时变非对称互联网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生交互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地区交互影响：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抑制了本地区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邻近地区技术创新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增长，但抑制了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了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但抑制了本地区的技术创新。第三，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空间交互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文章基于我国1996—2015年的经验数据构建金融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测度,然后运用VAR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效应,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引致性需求,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却没有支持作用。然后运用ARDL模型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市场结构之间的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效率低下、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产生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抵消了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加速金融市场化进程,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发展环境来降低金融抑制,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创新,满足经济增长带来的金融服务需求。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规模方面，其对经济质量的提升作用也越来越受关注。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除西藏外３０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金融产业集聚度、经济增长规模指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考察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规模、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产业集聚度、经济增长规模指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均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规模和经济增长质量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经济规模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经济质量；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规模的影响显著，而对经济质量影响不显著；技术进步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对经．．．

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效应,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分别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着"U"型和倒"U"型关系,且数量效应处于抑制区间、质量效应处于上升区间。因而,需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此来促使其早日越过抑制经济增长数量的区间和进一步接近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最优值。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效应都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此外,资本、劳动和对外贸易依旧是经济增长数量提升的重要推动力,创新、FDI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加快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提高参与主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意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等。

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1978-2002年我国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文中作者建立了生产函数模型估计了公共资本的产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on检验法估计了公共资本和产出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发现我国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在0.4左右,公共资本与GDP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与地区差异，探究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利用β收敛检验方法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个子指标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驱动作用。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了边际递增的特征，其中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边际效应高于东部地区。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收敛性，而数字金融加速了地区间经济收敛速度。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社会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选取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刻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缓释效应及其实现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形成了独特的缓释效应,选择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存在。渠道检验显示:缓释效应主要通过金融摩擦渠道和投资渠道进行传导。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产业结构的地区的缓释效应存在差异,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作用效果相对更大,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影响更强。为此,应重视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时代发挥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缓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