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创业活力是数字金融释放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红利的关键传导机制，且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具有门槛效应，且呈现地区异质性，即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外溢效应更大。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创新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创新能正向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且该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间接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数字金融创新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及欠发达地区更强。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创新性将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纳入同一发展框架，以实证检验三者间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户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向影响农户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效应存在受教育程度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地区以及与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全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向。

文章基于产业融合视角，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调整样本、替换检验年份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创新能力以及高市场化程度省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融合是数字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驱动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

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村居民实现金融幸福，有助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层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衡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而且对农村居民的总体富裕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升创业水平和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工具普及对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助推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消弭数字鸿沟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推动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所在。金融服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农村金融发展的重大职责和首要任务。金融服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熵权法测算区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创新创业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支持创新和创业两个渠道显著提升了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且无论是富裕度还是发展成果共享程度,这种提升作用都存在。同时,相对于西部、经济欠发达、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和人力资本匮乏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提升作用在东中部、经济发达、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和人力资本丰富的区域更为明显。基于此,应平衡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度,提升其服务创新、创业活动的整体效率,加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本文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基于2019年和2022年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返乡创业质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而回答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对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质量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返乡创业质量每提高1个标准差，农民收入增加1.111%。调节效应表明，营商环境强化了返乡创业质量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且这一效应在第三产业和中部、西部地区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质量显著促进了低收入群体增收，并提高其进入中高收入群体的概率，缩小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结论为全面认识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提供新证据，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具有政策启示。

为回应学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争议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在辨析农民共同富裕经济内涵、价值维度的基础上，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及动力变革三个维度阐释并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农业劳动生产率、涉农专利申请量为调节变量，基于SEM复杂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利用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我国31个省、区、市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复杂影响效应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引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及动力变革三个调节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农民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调节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并不明显，而质量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显著异质性，且动力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的调节效应最为明显，效率变革次之，质量变革最小。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驱动动力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且可以通过推动效率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经营、财产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加深则能够引导质量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因此，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需要从明确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调节作用、突出工作重点、注重深度融合、紧抓着力点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设计。

文章选取2008—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农业现代化、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者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西部地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下乡、构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是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借鉴的实践路径。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双重背景下,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减贫作用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论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借鉴A-F方法构建多维贫困状态指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减少了农村家庭陷入多维贫困状态的概率,促进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分析发现,缓解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是其重要渠道,数字金融兼具数字普惠和金融普惠的双重属性。进一步而言,从地区宏观禀赋看,数字金融在传统金融可及性较低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较好的地区多维减贫效应更明显；从家庭微观禀赋看,数字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在户主较年轻和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中更明显。论文的政策启示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更好发挥其对农村家庭的多维减贫效应,同时重点关注传统金融可及性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薄弱地区,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和低学历群体的培训教育,增强数字金融普惠深度。

论文以2011-2019年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收入差距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明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明显,对区域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则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推动农村创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区域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论文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有效支持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减少金融排斥，为所有群体尤其是农村地区提供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展示出其深度普惠的优势。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农村共同富裕程度，并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和增加多元化服务等机制提升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和知识储备差异。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普及度，优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提升农村居民数字能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制保障。

数字经济时代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全国省级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实证研究发现：在研究的样本期内，数字乡村建设显著加速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乡村治理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两个重要的维度均显著提升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数字乡村治理带来的农村共富效应大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全国省级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实证研究发现：在研究的样本期内，数字乡村建设显著加速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乡村治理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两个重要的维度均显著提升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数字乡村治理带来的农村共富效应大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