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1-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区分企业杠杆率的期限结构差异后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无论是对企业的短期杠杆率还是长期杠杆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盈利企业和高杠杆企业中较大。机制分析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减少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弱化经营风险的方式来降低企业杠杆率。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降低信息产业税收水平、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以及适当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去杠杆的积极作用。

针对企业杠杆高企与结构性扭曲的现状，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了数字金融所具有的结构性去杠杆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途径助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异质性分析表明：基于所有制视角，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基于行业视角，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非制造业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基于监管强度视角，有力的金融监管举措能够促进数字金融发挥结构性去杠杆的成效；另外，数字金融亦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负债的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提供了有益参考。

使用2005—2009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以《物权法》实施为标志的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物权法》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杠杆率;(2)《物权法》降低企业杠杆率是通过强化物权保护渠道实现的;(3)《物权法》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企业是生成金融风险的微观主体,降低企业杠杆率也就相应降低了社会金融风险水平,这为物权制度改革能够降低社会金融风险水平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应继续加强物权保护,并进一步强化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保护,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优化资本结构,缓释金融风险。

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通常被认为是杠杆率高企的主要原因。由此,降低间接融资占比被视为去杠杆的有效手段。然而,本文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关系,并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之后,认为这一论断有待商榷。(1)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而非已有多数研究认为的正相关关系,间接融资占比并非越低越好。(2)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U型曲线的拐点值会受到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越高,U型曲线的拐点值越高。反之,U型曲线的拐点值越低,间接融资占比上升更容易推动杠杆率上升。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高杠杆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间接融资占比偏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偏低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通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相关举措来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更有助于推动中国杠杆率的下降。

在中国去杠杆进程稳步推进的背景下,探讨了企业杠杆水平对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属地区差异所表现出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去杠杆有助于提高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去杠杆对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去杠杆对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正向激励作用只显著存在于东部地区,在中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在西部地区反而会对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产生负向激励。

金融科技已然成为当前金融的新兴业态,对经济主体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金融科技为切入点,分析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否驱动企业进行去杠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地抑制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这种抑制作用能够维持较长的一个时间。金融科技对于那些高杠杆企业而言,有着更好的去杠杆效果。进一步地,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财务费用,提升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稳定程度的渠道机制来实现杠杆率水平的降低,由此打开了"金融科技—企业杠杆率"之间的机制黑箱。最后,发现当前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优化改进空间,过强的监管不利于金融科技去杠杆效应的释放,这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的政策设计。本项研究的核心结论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研究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有助于帮助金融监管部门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建构适宜的金融监管制度。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数字金融通过发挥资源效应、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降低企业违规，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以及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企业违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抑制企业违规；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表现为互补作用，即传统金融发展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好。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金融和企业违规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也为推动数字化建设、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数字金融通过发挥资源效应、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降低企业违规，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以及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企业违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抑制企业违规；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表现为互补作用，即传统金融发展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好。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金融和企业违规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也为推动数字化建设、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量增”“质升”两个维度解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并以此为依据构建指标体系，探究数字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集聚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集聚空间分布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单中心化分布结构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多中心化分布结构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集聚会通过提升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应当引导数字金融集聚，提升地方数字金融供给能力，优化数字金融空间布局，建立合理的数字金融空间分布架构，构建创新生态环境，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证券分析师作为一种典型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决策行为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公司治理机制要回答的问题。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会降低企业金融化总体水平，融资约束与第一类代理成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机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股东监督和商业信用融资程度低的情况下，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而金融资产投资偏好的异质性检验则发现，分析师跟踪与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呈显著的“U”型关系。企业在“脱虚向实”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分析师的治理效应，合理配置金融资产，有效防范金融化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商业银行、居民部门、影子银行化企业及其他企业在内的四部门最优决策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信贷资源供给和信贷利率的影响,并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影子银行化能为高生产率企业提供有效的替代性融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越大,但是企业影子银行化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同样存在一定的信贷歧视;融资约束较轻的企业,无论生产率高低,均能从企业影子银行化中得到显著的融资约束缓解,而融资约束较重的企业中,仅生产率较高的民营企业能从企业影子银行化发展中得到融资约束缓解,生产率较高但规模较小的企业的融资约束无法得到改善。

采用中国2011—2018年地市级数字金融指数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缓解金融错配，进而降低企业杠杆率。数字金融发展不仅有降低企业杠杆的作用，还会促进结构性去杠杆。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更有助于降低国有企业、所属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大型企业、盈利能力较差企业的杠杆率。依据研究结论提出完善数字金融的监督机制与功能、加快部署金融科技发展战略、促进信息资源整合等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助力企业实质性去杠杆是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使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资源效应与信息效应，考察了其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操纵程度，这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等途径加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企业杠杆操纵的效应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好和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为此，政府相关部门要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和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要主动进行数字化变革，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企业要充分利用数字金融打破外部融资障碍，赋能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社会主体平等的必然要求,也是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金融投资回报率较高和影子银行规模较大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抑制作用较强,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金融投资回报率和缩小影子银行规模的渠道缓解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地,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东部地区以及非高科技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从经济后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企业金融化所引发的经营风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领域,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