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本文通过分级指数构建法和熵权法测算2013～2019年的科技金融环境指数，基于上市中小企业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科技金融环境、融资约束和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环境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在该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科技金融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传导机理具有区域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企业性质异质性。

企业研发(R&D)投入是需要大量的资金长期持续性的投入,外部融资资源获取则是影响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关键因素。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否扩大企业的融资资源获取渠道、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来源、解决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问题以推动企业研发投入是一个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6年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地区金融发展积极地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的R&D投入。并且,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R&D投入的这种正向影响对小规模企业和私有产权控制的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政府干预弱化了金融发展对企业R&D投入的积极影响。本文为理解...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阶段研究异质性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对经济周期的非线性调整,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呈现出"紧缩期高于扩张期"的特征,在当前经济波动加剧且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不利于研发投入稳提升;区分企业所有制研究后发现,集体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在经济紧缩期大幅提高,而私有企业在经济周期各阶段持续面临较高融资约束;该特征在小规模企业中更为突出,相反,大规模企业研发投入在经济扩张期均不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但在经济紧缩期,由于大规模私有与外商投资企业研发投入增幅较大,且金融体系对其支持不足,导致此类企业面临极高融资约束。上述结论为构建匹配经济周期阶段及企业特征的动态科技金融政策体系提供了事实依据。

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从产权异质角度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金融化行为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及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化行为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会强化这种抑制效应;异质性研究显示,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融资约束所呈现的正向调节作用却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文章以2013—2017年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中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引入异质性研发投资这个概念,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异质性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有不同方向的影响,并且具有滞后性;融资约束在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高融资约束下,研究型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比低融资约束时更明显,同时高融资约束下的开发型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的负向作用比低融资约束时更弱。

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通过观测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可以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受到融资约束，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具有异质性，与企业规模和产权属性密切相关；金融发展显著地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金融规模发展和金融结构发展两部分，分析发现：金融规模发展对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主要作用。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信贷规模扩大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贡献大于股票市场；银行体系通过大规模动员社会储蓄和投资转化，为经济增长积累了生产性资本，金融脱媒不符合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需求。

本文研究了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进而对公司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那些依赖外部融资来成长的企业而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的成长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的规模扩张。这一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我国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零杠杆融资策略作为解决资本结构问题的一种"角落方案",因其特殊性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关于这种极端融资策略使用背后的动机是学术界一直想要探索的疑惑。本文基于2012-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研发投入对上市公司零杠杆策略选择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检验了研发投入影响企业极端融资选择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研发投入的公司选择零杠杆融资策略的可能性更大,并且证明了企业避税以及融资约束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传导机制,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有助于从根源上理解高研发投入上市公司选择零杠杆策略的原因,同时为企业作出这种极端融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金融作为科技赋能的创新产物，在微观层面上，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具有一定影响。以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19976个观测值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在微观机理上，数字金融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流动性限制等机制，实现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促进；企业金融化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小规模企业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以上结论对深化数字金融发展、强化实体企业风险管理以及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选取2014-2016年河南省新三板科技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金融支持、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越低;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越高;金融支持能够显著抑制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

专利执行保险对加大研发专利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是否能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待于进一步检验。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专利执行保险的实施对于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并从研发能力和融资约束的视角考察其中介效应与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的实施与企业竞争力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专利执行保险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最终体现在企业价值增加以及市场份额扩大，从而使得企业竞争能力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专利执行保险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进行附加测试，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论为专利执行保险在我国的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扩大专利执行保险制度实施范围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企业在筹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对企业成长造成了制约，数字金融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文章以2017—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调节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通过系统分析以及基于规模异质和产权异质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融资约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无关，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数字金融在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的曲线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大型企业要比中小型企业更加明显，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影响显著。研究不仅强调了企业要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也为政府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增强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注，营造良好的数字金融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

文章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1-2007年的企业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倍差法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实证分析了出口对我国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出口能够显著缓解不同融资方式下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但是,出口的这种融资约束缓解效果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上表现出差异性,对东部地区大中型外资和民营企业的作用更加明显。尽管出口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但过高的出口贸易依存度易遭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要真正解决我国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还需要立足国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