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作为科技赋能的创新产物，在微观层面上，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具有一定影响。以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19976个观测值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在微观机理上，数字金融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流动性限制等机制，实现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促进；企业金融化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小规模企业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以上结论对深化数字金融发展、强化实体企业风险管理以及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

本文从上市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背景下的"法与金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和法治深化均与上市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而两者的交互项与上市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上述发现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法治深化能够通过影响债务融资结构,进而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本文的发现揭示了"法与金融"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中对激励企业成长的异质性作用。

本文从上市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背景下的"法与金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和法治深化均与上市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而两者的交互项与上市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上述发现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法治深化能够通过影响债务融资结构,进而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本文的发现揭示了"法与金融"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中对激励企业成长的异质性作用。

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

基于管理者异质性,运用高层梯队理论,构建管理者—公司配对数据库,从管理者效应、管理者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路径以及管理者背景特征等多方面研究管理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中存在管理者效应,即管理者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管理者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途径结果显示,管理者过多的投资、并购、较高的财务杠杆、多元化经营、较多的研究开发、广告费以及管理费用等将会使企业风险承担上升,而较好的利息覆盖率、现金持有、股息比率、息税前利润以及经营现金净流量则会使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下降。此外,公司管理者团队年龄大,则其风险承担较小;管理者团队男性比例高、教育程度高以及规模大则使企业风险承担较大。

从经营稳定性的保险效应视角出发，实证分析社会责任承担、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承担有助于企业降低投资偏离程度，提升投资效率，而且社会责任承担存在保险效应机制，其通过降低环境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带来的实现经营稳定性保险效应存在差别，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在社会责任承担对家族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作用效果更强。基于企业融资约束与经营风险差异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低约束组、低风险组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对其提高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社会责任承担行为通过信号机制与声誉机制改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效应较小，更多地通过为企业赢得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丰富的政治资源、降低外部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升投资效率。而企业经营风险的差异导致社会责任发挥作用的成本以及资源的配置发生了变化，反而加剧了企业自身的负担，使得高风险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保险效应失效。

本文以我国2008—2017年的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产权异质性和金融生态环境双重视角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制造业企业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存在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双重门槛效应,呈现一种"斜S形"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存在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双门槛效应,但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受金融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更明显。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实证检验企业出口对其风险承担水平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考虑出口规模和面临的竞争环境差异后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当出口规模较小时,出口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水平,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出口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减弱,当出口规模过大时反而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出口能够显著提升那些面临市场竞争较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对那些面临市场竞争较激烈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厘清出口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关系,有助于政府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从而激励更多企业参与到全球竞争中。

本研究融合了高管团队异质性与群体断裂带理论,以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高管团队异质性、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异同及CEO权力和薪酬激励对"群体断裂带-风险承担"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程度异质性、职能背景异质性、社会资本异质性分别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的负相关;而高管团队群体断裂带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群体断裂带的作用机理较团队异质性更具解释力; CEO权力和薪酬激励对"群体断裂带-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相对于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更好。即企业需合理地安排高管团队人员结构并匹配相符的CEO权力大小及薪酬激励制度来应对不同的风险承担需求。

金融开放是加剧银行业风险还是分散风险,是颇具争议的研究课题。本文借助Gygli et al.(2018)的金融开放指标,应用1999—2016年98个国家的跨国数据,检验了金融开放和银行风险承担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关系。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金融开放显著地提高了银行抵御风险能力,具有长期"促进效应";从短期关系来看,金融开放则存在一定"风险效应"①。进一步研究发现,短期"风险效应"与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不存在关联,而与市场制度环境显著相关,即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弱化"风险效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文章支持"以开放促改革"的观点,强调完善市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证依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不同银行的风险承担与小微企业融资供给之间的关系形式和主要特征。从中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一是资本充足性对银行风险承担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影响特征上表现为门槛效应。二是商业银行过度透支风险承担以扩大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现象,不利于激发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主观意愿。三是在运用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改进和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时,要更加重视商业银行服务功能的转型、拓展和升级,以提升小微企业信贷服务质效。四是商业银行在推动风险承担与小微企业信贷有效匹配时,要更加重视员工本地化建设,提升资金运用本地化水平,注重银行风险定价能力培育,夯实负债资金来源稳定性,加快推进公司治理完善和经营模式转型。五是优化地方政府性存款分配、强化政策性风险分担支持、健全金融监管政策市场化约束机制,有助于激发商业银行增加风险承担、扩大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主观意愿。上述研究结论带来的政策启示:一是要坚持市场化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促进银行风险承担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合理匹配;二是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小微企业信贷服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三是要加快推进银行经营和服务模式转型,提升小微企业信贷服务质量和效率;四是要强化市场化发展与政策支持有机结合,形成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有效合力。

数字金融是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重要引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角度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不仅会显著增加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还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增加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分组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增加审计费用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增加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此外，审计投入也在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企业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但近年来却呈下滑趋势，利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银行风险承担视角下数字金融能否提升企业投资水平进而提振实体经济。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水平，且这种作用在成长期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的提升作用有赖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表内风险承担强化了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而表外风险承担则对其有所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协同作用对企业投资呈U型影响，且二者目前已经由竞争跨入竞合阶段。据此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与金融融合的配套政策，通过科技赋能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升级，优化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协同配合效应，以形成稳投资、促投资的金融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