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有助于城市内劳动收入更加平等吗?本文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人口收入差距视角，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和相关城市层级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扩大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这一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人口间基本显著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且更倾向于参加非正规就业，导致劳动收入低于城市人口，同时在就业过程中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存在就业歧视；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资本生产率上升、产业智能化、产业结构转型挤压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相对劳动收入，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反而加重了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人口间的收入差距。本文认为，政府应积极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数字技能，在引导数字资本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有效破除户籍壁垒、公共政策供给不均的制度现状，以缓解数字经济引致的城市内劳动收入不平等问题。

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系统考察了非农户籍身份转换对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户籍身份转换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收入。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非农户籍转换带来的收入优势并非均衡分布在所有经历了"农转非"群体之中,通过竞争机制完成"农转非"的人,其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不仅优于农业户籍群体,甚至高于非农户籍出身的城镇居民,而非竞争性"农转非"群体则不具备这种相对优势。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的结果再次表明,户籍身份转换可能仅是有利于潜在个体能力和资源禀赋较高的群体。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融合,取消农业户籍仅是迈出了重要一步,相关配套的福利制度改革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着力点。

运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经济、社会心理和制度四个层面，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城市的意愿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大多愿意落户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选择落户城市的类型主要受文化程度、承包地、房产、城市生活适应性、签订就业合同状况、接受职业培训状况、参加社会保险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非经济成本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用人单位、城镇居民、农业转移人口等都需要承担相应的非经济成本,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一定影响。调控非经济成本应从统筹经济成本与非经济成本关系、激发承担主体意识、降低非经济成本风险等方面入手。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流动人口技能供给结构迅速变化，数字经济还必然会诱致技能收入差距扩大吗?立足中国劳动力技能供需结构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特征，对Acemoglu和Restrepo提出的基于任务的内生技术进步框架进行延伸性探讨，以分析数字经济对流动人口技能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11—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的高—低技能和中—低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当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变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力供给下降时，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缩小高技能与中、低技能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在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数字经济对低技能流动人口的包容性更强。

大城市郊区的农业人口转移与城市人口控制是密切相关的。对上海这样一个中心城人口高度密集,郊区农业人口密度也很高的特大城市来说,尤其是如此。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搞好人口合理分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郊区农业人口以“离土不离乡”为主要方式,就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对于避免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控制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是有利的。但是,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经验观察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不同方式,研究不同市民化方式对经济及社会影响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式划分为两类,即主动市民化和被动市民化,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两种不同市民化方式对收入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市民化方式的不同造成了"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分化,被动市民化群体的收入显著低于主动市民化群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被动市民化群体被征地而丧失了农业收入,且预期外的政策冲击导致其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但与保留农业户籍的个体比较,被动市民化居民则具备一定的收入优势。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认为,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宜鼓励主动市民化,同时在征地过程中要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并为其提供一定的培训帮助。

[目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通过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农业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农业转移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居民,促使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 87个百分点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结果]农业转移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居民,拉动了投资的增长,促使土地租金、真实GDP、实际工资、家庭可支配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促进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增加。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也使得CPI、GDP价格指数、出口价格指数出现不同程度地降低。[结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整体上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要继续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协调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推进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要不断完善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伴随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探讨农业人口转移对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影响,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农民市民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5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了农业人口转移对城市总建设用地增加及不同类型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人口转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城市总建设用地增加;农业人口转移对城市工商用地、居住用地和交通绿地广场用地增加的影响分别通过了10%、1%和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其受影响的弹性系数依次为0.167、0.155和0.135;但伴随农业人口的转移,城市公共设施用地并没有显著增加;农业人口转移对不同类型城市建设用地增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政府应根据农业人口转移的进程适度增加城市公共设施用地,合理布局不同的城市建设用地类型,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空间流动速度快,城市更换频率高,频繁的空间流动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基于东部6城市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空间流动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决定农业转移人口空间流动速度和在城市居留时间长短的因素。研究显示:从个人因素来看,外出年限、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农业转移人口空间流动速度的决定因子。从个人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家属随迁状况、收入、就业行业、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状况与否、与当地的社会关系等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在某一城市居留时间的长短。农业转移人口个人特征及个人与流入城市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城市融入能力越高,空间流动速度越慢,在城市居留的时间越长。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基于苏皖两省4市713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从代际传承视角切入,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多元线性回归(OLS)和分位数回归(Q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承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父代城市融入程度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非常接近,但认知结构具有一定差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均有显著影响;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资本积累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会发生相应变化。

本文基于苏皖两省4市713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从代际传承视角切入,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多元线性回归(OLS)和分位数回归(Q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承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父代城市融入程度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非常接近,但认知结构具有一定差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均有显著影响;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资本积累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会发生相应变化。

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职业教育是关键环节。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收入层次低、生活无保障、职业选择空间狭小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欠缺文化和技术等正规就业的先决条件，而对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培训机制不完善以及覆盖面过小，致使这一群体在城市就业的前景不容乐观。为此，需要从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培训体系、完善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破解他们的就业难题，推动他们的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