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工业高质量创新协同互促是加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必然要求。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不同维度与创新价值链理论,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解析数字经济与工业创新效率的协同互促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与工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不断上升态势,但目前尚处于协调发展的过渡区间,且数字经济与工业高质量创新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产业数字化及其与工业科技研发效率的同步共进;(2)数字经济与工业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存在显著互促效应,而与工业科技研发效率互动的系统特征则主要表现为工业科技研发效率提升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驱动;(3)数字经济与工业高质量创新的互促效应主要源自数字产业化及其与工业成果转化效率的交互响应;(4)数字经济与工业高质量创新的协同效应和互促效应存在链条错位,稳步提升工业成果转化效率是加快数字经济与工业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工业科技研发效率提升的赋能作用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工业高质量创新互促融合的潜在路径。

伴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全面渗透，创新的范式由此发生了转变，数字创新的出现为重塑当前创新发展经济体系、深化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契机。本文从协同理论视角，在理论上探究了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理，进一步地运用2013—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构建“数字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双系统耦合协调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及动态演进。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匹配度决定经济发展质量，中国绝大多数省份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联系密切，二者间存在较高的匹配度；第二，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融合度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中国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多处于中度或轻度失调状态，地区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期失调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字创新长期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中国各地区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结合空间区位视角发现，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存在“以邻为善”与“以邻为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为全面掌握各地区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现状、科学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提供了现实依据。

创新基础设施作为科技创新的载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创新基础设施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2)2011—2020年,除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外,创新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及其协同效应增强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且提升程度占整体增幅的22.23%。其中,设施协同效应、商业服务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制造业企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1.11%、27.78%、5.56%、-22.22%;(3)从空间效应分解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主要依靠空间溢出(占比93.63%),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小(占比6.37%);(4)创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结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创新基础设施协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基础设施及其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异质性上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取2007—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产业结构趋同、数字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趋同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数字技术创新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在产业结构趋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过程中，数字技术创新发挥倒“U”型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产业结构趋同与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提出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合理优化区域产业布局、高位驱动数实融合的建议，以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选取2007—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产业结构趋同、数字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趋同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数字技术创新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在产业结构趋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过程中，数字技术创新发挥倒“U”型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产业结构趋同与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提出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合理优化区域产业布局、高位驱动数实融合的建议，以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际2011～2020年有关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SBM模型计算了各省域的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数水平，并且建立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者耦合协调模型，然后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分析了东、中和西部地区耦合度差异的来源。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指数、技术创新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遥遥领先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全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近似呈现U型变化趋势，属于中等耦合协调，但波动不大，东部地区三系统处于高度耦合的状态，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低度耦合的状态；“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和“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对三系统的耦合起到支持作用；全国的三系统耦合度基尼系数最高，接下来是东、西和中部，东、中与西部三系统耦合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最后提出继续提高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水平，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尽快实现各个区域间三者高度耦合协调持续发展的建议。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结合博弈论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城市创新网络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机理，对城市创新网络影响创新产出的网络连通效应、协同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行分解和测算。基于城市策略性行为的角度对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城市协同创新过程中投入产出率的社会部分进行建模，引入网络的连通效应以及城市间的协同效应与竞争效应。研究发现，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创新网络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积极作用，并且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能够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城市间同时存在强烈的协同效应与竞争效应；地理距离对于连通效应和协同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合作的城市距离越近，城市得到的网络增益越大，但不存在协同效应，而远距离合作存在较强的协同效应。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结合博弈论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城市创新网络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机理，对城市创新网络影响创新产出的网络连通效应、协同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行分解和测算。基于城市策略性行为的角度对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城市协同创新过程中投入产出率的社会部分进行建模，引入网络的连通效应以及城市间的协同效应与竞争效应。研究发现，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创新网络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积极作用，并且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能够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城市间同时存在强烈的协同效应与竞争效应；地理距离对于连通效应和协同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合作的城市距离越近，城市得到的网络增益越大，但不存在协同效应，而远距离合作存在较强的协同效应。

选取2012—2021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非线性特征。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可通过推动低碳技术进步间接影响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U”型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在跨过拐点后，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东部地区城市、大规模城市及中心型城市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深挖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优势、完善低碳技术研发体系、制定差异化数字产业发展策略，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选取2012—2021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非线性特征。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可通过推动低碳技术进步间接影响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U”型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在跨过拐点后，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东部地区城市、大规模城市及中心型城市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深挖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优势、完善低碳技术研发体系、制定差异化数字产业发展策略，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剖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05—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产业协同集聚、创新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准确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及其通过创新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运用Arcgis软件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不均衡特征,在空间上,除西部协同集聚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外,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马太效应显著;在时间上,呈现四足鼎立的演化趋势。依据自身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各省可采取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维持型、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加强型、协同集聚度加强型、经济高质量加强型的差异化策略。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边际递减。

当前，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正逐渐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衡量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均能对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生中介效应。（2）受到地区发展基础、发展阶段迥异等因素影响，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维度异质性。其中，分地区来看，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呈现显著正向激励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则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分维度来看，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均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开放在现阶段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在数字经济促进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选取2011—2021年我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强；数字经济对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由此，提出强化数字技术创新，激发城市绿色创新动能；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优化城市绿色创新布局；深化产业协同集聚，畅通城市绿色创新渠道的建议，以期为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选取2011—2021年我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强；数字经济对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由此，提出强化数字技术创新，激发城市绿色创新动能；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优化城市绿色创新布局；深化产业协同集聚，畅通城市绿色创新渠道的建议，以期为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