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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夏帅   疏爽   谭黎阳  
数字经济是驱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与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的关键力量。将数字经济与金融资产因素引入Kongsanmut包含非位似偏好特征的效用函数,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机理,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9年的四轮追踪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驱动了家庭消费升级,对消费层次较高的家庭影响尤其明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特别是促进无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驱动了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家庭、拥有自有住房家庭、户主已婚家庭、户主具有党员身份家庭、户主年龄在37岁及以上家庭、“胡焕庸线”东南侧家庭以及东部家庭,其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更强。因此,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因地制宜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资本市场运作机制,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期刊] 金融经济学研究  [作者] 刘逢雨  赵宇亮  何富美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2010~2016年微观家庭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了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家庭出于预防性动机会显著降低风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男性居民较女性居民、未婚家庭较已婚家庭、城镇家庭较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及金融参与深度呈现出更大程度的下降趋势。研究结论不仅为家庭资产配置行为需综合关注各方面因素有所启示,也为政府保持经济政策长期稳定性、金融机构要及时准确向公众提供经济政策的正确解读提供了参考。
[期刊] 农村金融研究  [作者] 朱晶晶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成为促进养老金融发展、提高养老生活质量、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新动能。论文从数字经济参与的微观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工具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参与对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参与对不同家庭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参与可以显著提高养老金融资产规模、丰富养老金融资产种类、提升养老金融资产分散度,发挥优化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家庭参与数字经济活动有助于促进家庭创业决策、提高金融素养水平,从而优化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参与对农村、中西部地区、女性户主和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养老金融资产配置优化作用更显著。因此,应通过促进家庭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活动、补齐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短板以及强化创业技能和金融知识教育培训等措施,推动数字经济参与成为优化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内生发展动力。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胡宁宁  侯冠宇  
文章基于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发展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正向影响,且能通过提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间接提升其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普遍提升效应,其中数字化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期刊] 国际金融研究  [作者] 杜春越  韩立岩  
合理有效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会促进家庭财富增值、提高消费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法律法规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因素影响了居民对资产进行有效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欧洲及亚太地区家庭资产配置构成及发展环境的对比研究,来挖掘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存在问题并给出可行性政策建议。
[期刊] 南方经济  [作者] 段军山  邵骄阳  
2016年,我国政府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倡导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金融体系的普惠水平。文章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切入点,研究了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使用2017年CHFS调查数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概率,提高配置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例,此结果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一致。这一影响在城镇地区的家庭和使用第三方支付的家庭中更显著。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是数字金融降低了家庭参与成本、增加了金融可得性和扩宽了信息渠道。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金融行为提供了实证证据。
[期刊] 华东经济管理  [作者] 张屹山  华淑蕊  赵文胜  
文章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与金融资产结构,认为我国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储蓄率高以及财产性收入较低。实证结果发现: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非财产性收入均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原因是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较低。为提高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并扩大消费需求,认为要在增加居民财富积累的同时,让居民拥有多元化的投资与金融理财工具,优化风险性金融资产供给结构,规范金融市场发展,从而为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提供稳定收益率。
[期刊] 金融研究  [作者] 蒋涛  董兵兵  张远  
根据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的配置组合,家庭可以分为P-HtM(贫穷月光族)、W-HtM(富裕月光族)、P-nHtM(贫穷非月光族)和W-nHtM(富裕非月光族)四类,他们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消费特征。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至2017年四轮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城镇家庭中四种类型的占比分别为6.8%、36.7%、6.6%和49.9%;在消费—收入弹性上,P-HtM和W-HtM家庭显著高于W-nHtM家庭,而P-nHtM家庭显著低于W-nHtM家庭;在暂时性收入冲击的边际消费倾向上,P-HtM和W-HtM家庭大于W-nHtM家庭,而P-nHtM家庭小于W-nHtM家庭。这些发现意味着若要取得更好的消费刺激效果,需要更加精准的消费刺激政策。
[期刊] 中国农村经济  [作者] 李培林  
中国目前无论从人口比重、劳动力比重还是经营单位比重来说,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2亿多个农户就是2亿多个资源配置单位。从这种意义上说,家庭经济依然是中国最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这种配置方式与市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方式是有不同之处的。 一、家庭自给与家庭经营
[期刊] 经济评论  [作者] 杨碧云  郭壮哲  易行健  张凌霜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造平衡面板数据,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优化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促进居民家庭实现消费升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居民各类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社会网络机制推动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处于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可得性地区的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普及与应用是实现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
[期刊] 金融论坛  [作者] 张淦  高洁超  范从来  
本文研究发现,在资产短缺阶段,人们的储蓄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收入快速增长提高了人们的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且投机性需求增长更快,这使得家庭在资产配置方面更倾向于高收益金融产品。在资产短缺时代,商业银行应以金融产品创新为核心和工作抓手,着力于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在满足家庭资产配置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
[期刊] 金融论坛  [作者] 张淦  高洁超  范从来  
本文研究发现,在资产短缺阶段,人们的储蓄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收入快速增长提高了人们的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且投机性需求增长更快,这使得家庭在资产配置方面更倾向于高收益金融产品。在资产短缺时代,商业银行应以金融产品创新为核心和工作抓手,着力于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在满足家庭资产配置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
[期刊]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王彦伟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总需求明显不足,国内消费持续不振,居民消费亟待提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从理论上分析了家庭资产选择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CFPS的居民家庭数据并匹配同年度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经济特征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都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阶段住房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资产,可支配收入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2)由地区层面因素造成的居民消费差异占整体消费差异的17. 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均对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应产生了正向调节。其中,对金融资产的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住房资产的调节不明显。(3)在主要省份中,广东省家庭资产的消费促进效应最大,贵州省、甘肃省最小;与农村家庭相比,中国城镇家庭资产对消费的拉动更明显;财务回答人年龄处于36~50岁之间的家庭,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积极推动地区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现阶段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关键。
[期刊] 经济管理  [作者] 尹志超   吴子硕   严雨  
全面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子商务是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中国城乡治理调查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使得农村家庭总消费提高5813元,并降低了恩格尔系数及生存型消费占比,提高了发展型消费占比及享受型消费占比,促进了消费升级,优化了消费结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能够减小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同时,该政策亦能消弭低市场可达性和高搜寻成本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负向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政策对“银龄族”家庭、低教育程度家庭、中西部及南方地区的农村家庭消费有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本文为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可为形成新发展格局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参考。
[期刊] 消费经济  [作者] 杨柳  孙小芳  
“银发一族”作为老龄社会的产物,在信息时代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文章以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低龄老人(60-74岁)消费规模的扩大;且与城市老人相比,数字经济对农村老人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从结构上来看,数字经济主要是促进了城市老人在外出聚餐、医疗和旅游等方面的享受型消费;而对于农村老人而言,数字经济则主要促进了其在衣着和居住等方面的基础性消费。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物流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老年消费的重要机制,并且这一影响在家庭子女数目和代际关系上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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