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有着显著的影响。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并通过信贷服务传导机制拓展家庭投资理财边界；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影响效应更显著。要打造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应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加快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多维度提升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共享数字红利。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研究了养老压力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养老压力越大，即家庭中未参与养老保险的老人数量越多，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越低，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也越低；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受养老压力的影响更大；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多可以减弱养老压力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加养老保险覆盖率，进而使更多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从而获取较高投资收益。

本文将保险按照职能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大类,构建Tobit模型并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参与商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而参与社会保险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同时,提高保险的参与程度会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

以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将子女数量定义为子女抚养负担,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子女抚养负担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子女抚养负担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和占比。异质性分析显示,子女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城镇地区、东部省份以及中高收入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和占比的负向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由于人口流动效应的存在,在人口净流入的情况下,子女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和占比的抑制作用有所促进。此外,子女抚养负担的加重会促使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减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占比。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家庭金融文化通过影响家庭决策者的自信偏差和金融知识水平、进而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传导机制,然后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家庭金融文化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金融文化资本累积速度的影响大于金融文化资本禀赋的影响;从传导机制上看,家庭金融文化禀赋对决策者的自信偏差有非线性影响,金融文化禀赋越高,其对过度自信的正向影响越明显,从而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家庭金融文化资本增速通过提升决策者的金融知识尤其是高级金融知识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引导居民家庭适度参与金融市场、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一是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居民投资者理性投资,既不盲目追求高收益,也不自我隔绝于金融市场之外;二是要加强金融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提升居民的金融文化素养,提高对金融信息的利用效率;三是要拓宽居民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渠道,降低金融知识获取成本,促进家庭金融文化资本积累。

后疫情时代,无接触金融服务需求凸显,我国家庭多样化金融投资意愿强烈。而数字普惠金融成本可负担、覆盖范围广、服务多元化等特点恰与日益增长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活动以实现财富增值保值的需求相契合。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2011、2013、2015、2017四年的家庭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降低是主要影响机制。结构上,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支付和信用服务均促进了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异质性上,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我国农村地区、东部地区、高收入群体及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其参与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市场、投资风险资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的提高会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减少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其中,对城市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农村家庭的作用,而对农村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城市家庭的作用。第二,户主教育水平、拥有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非农户口、风险偏好、关注金融信息、家庭净资产、家庭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和市场化推进速度等因素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风险厌恶、从事个体工商业、居住地为农村地区等因素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年龄的影响呈"倒U型";第三,户主已婚、居住地为农村地区、房产、家庭净资产和市场化推进速度等因素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从事个体工商业、拥有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等因素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年龄的影响同样呈"倒U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要继续拓展和优化金融机构布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提高居民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捷性,引导居民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投资和交易,扩大和丰富我国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提高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度;二是要着力运用收入政策、税收调节政策,补齐居民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家庭发展短板,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切实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家庭净资产积累能力;三是要提升居民家庭教育水平,加强金融素养培育,引导居民家庭积极参与正规金融市场,抑制非正规金融市场无序扩张。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数字融入”困难的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基于此，文章借助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究人口老龄化对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家庭数字金融参与；机制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通过增加风险厌恶以及降低金融素养、数字工具使用和互联网普及率，削弱家庭参与数字金融的动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等举措，有助于减弱人口老龄化对数字金融参与的负面影响。

在国家大力鼓励"双创"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从普惠金融视角揭示金融服务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微观影响机制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普惠金融理论框架,从信贷、商业保险、第三方支付三个维度衡量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拥有中低财富水平的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更大,在风险厌恶水平居中的家庭中保险覆盖面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的促进作用则更明显。上述结论表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均有助提升家庭创业水平。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讨了社会互动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互动显著提高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并且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这种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同时本文通过金融知识和商业保险信任度等变量验证了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两种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互动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中等学历、高收入水平、低参与率社区中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特征视角,重视社会互动的促进作用,加强保险业诚信建设,以此推动我国商业保险业健康快速发展。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29个省份的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显著正相关，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越高地区的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可能性越高、参与程度越深、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多样性越高，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以及交易成本的下降。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家庭之间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差异，但地区差异依旧明显，这与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覆盖面和渗透度存在差异有关。鉴于此，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全国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和普及居民金融知识，提倡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多样化，避免家庭投资出现极端化现象。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主要运用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信贷约束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信贷约束阻碍了家庭消费,使家庭的实际消费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消费。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家庭规模、学历、房产数量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那些总资产规模小、老年抚养比高、户主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一般的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显著提高。因此,改善金融环境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重要措施。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发展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正向影响，且能通过提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间接提升其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普遍提升效应，其中数字化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