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减少金融排斥，为所有群体尤其是农村地区提供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展示出其深度普惠的优势。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农村共同富裕程度，并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和增加多元化服务等机制提升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和知识储备差异。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普及度，优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提升农村居民数字能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制保障。

金融服务的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及其效用发挥。文章基于全国县域面板数据，考察了农村电子商务与数字普惠金融协同互促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下，农村电子商务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不过，该效应会因各地区地理区位、数字技术和电商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二者主要通过吸引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入农村、提高农村金融可得性和促进电商创业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数字信用和信贷的支持下，农村电商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文章为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和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示。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然成为愈发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理论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因市场化水平的不同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且技术创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应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基于2013—2020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共同富裕;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结构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分区域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和东北部省份较为显著,而在东部省份不明显。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结合,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考虑非农就业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实现非农就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促进共同富裕时,对低禀赋的农村非农就业居民和女性非农就业居民表现出明显的包容性。

基于“共同性”、“富裕性”与“发展性”特征，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2013—2020年31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过内生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推动非农就业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与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从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的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影响的短期直接效应显著为正；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相较于拓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加深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同时达到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更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为回应学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争议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在辨析农民共同富裕经济内涵、价值维度的基础上，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及动力变革三个维度阐释并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农业劳动生产率、涉农专利申请量为调节变量，基于SEM复杂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利用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我国31个省、区、市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复杂影响效应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引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及动力变革三个调节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农民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调节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并不明显，而质量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显著异质性，且动力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的调节效应最为明显，效率变革次之，质量变革最小。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驱动动力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且可以通过推动效率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经营、财产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加深则能够引导质量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因此，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需要从明确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调节作用、突出工作重点、注重深度融合、紧抓着力点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设计。

文章选取2008—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农业现代化、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者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西部地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下乡、构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是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借鉴的实践路径。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财政补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但这种赋能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及北方地区，在东部地区与南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更强。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论文以2011-2019年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收入差距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明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明显,对区域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则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推动农村创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区域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论文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有效支持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弥补金融体系中农村居民融资短板，并通过促进农民增收和提升农村地区金融要素配置水平，推动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和财政补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这一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东部地区、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以及高财政分权地区提升效果显著。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财政补贴能够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对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范围、制定财政补贴政策以及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依据2011—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中介模型，考量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共同富裕呈正向作用，同时具有区域异质性与结构异质性，呈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对共同富裕具有中介效应，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技术创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共同富裕实现。

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终极目标。数字普惠金融是现阶段帮扶弱势群体解决融资约束问题的有效工具，如何运用这一工具书写好共同富裕的中国命题是亟需探讨的重要议题。基于此，以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四维”特征为依托构建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指数，利用2013—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探求其作用机制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确实是共同富裕的“助推剂”；从作用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区域差异看，数字普惠金融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对共同富裕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为基础，就数字普惠金融和要素结构错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发展，而要素结构错配与共同富裕之间负向相关。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和要素结构错配的交互项作用效果得知，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结构错配对共同富裕的抑制作用逐渐被削弱。另外，区域异质性检验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维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明显，而数字化程度的驱动效应薄弱。为此，提出以“政”为基，扎实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以“数”赋能，全面推进短板地区数字新基建布设；以“均”为重，重构生产要素分配体制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