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取2008—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农业现代化、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者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西部地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下乡、构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是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借鉴的实践路径。

为回应学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争议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在辨析农民共同富裕经济内涵、价值维度的基础上，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及动力变革三个维度阐释并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农业劳动生产率、涉农专利申请量为调节变量，基于SEM复杂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利用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我国31个省、区、市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复杂影响效应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引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及动力变革三个调节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农民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调节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并不明显，而质量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显著异质性，且动力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的调节效应最为明显，效率变革次之，质量变革最小。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驱动动力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且可以通过推动效率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经营、财产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加深则能够引导质量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因此，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需要从明确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调节作用、突出工作重点、注重深度融合、紧抓着力点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设计。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减少金融排斥，为所有群体尤其是农村地区提供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展示出其深度普惠的优势。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农村共同富裕程度，并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和增加多元化服务等机制提升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和知识储备差异。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普及度，优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提升农村居民数字能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制保障。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财政补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但这种赋能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及北方地区，在东部地区与南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更强。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论文以2011-2019年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收入差距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明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明显,对区域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则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推动农村创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区域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论文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有效支持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弥补金融体系中农村居民融资短板，并通过促进农民增收和提升农村地区金融要素配置水平，推动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和财政补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这一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东部地区、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以及高财政分权地区提升效果显著。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财政补贴能够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对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范围、制定财政补贴政策以及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我国农民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且该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农民金融素养及传统金融支农水平在其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共同富裕的支持作用更明显。因此，应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加速农村数字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鼓励数字普惠金融与“三农”融合发展，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新动能。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创新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创新能正向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且该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间接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数字金融创新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及欠发达地区更强。

基于2014—2019年1 458个县域数据，探究普惠金融数字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能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金融普惠化和数字化具有协同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普惠金融数字化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其中职业培训、医疗卫生、信息通讯和基础设施的调节作用为正；县域资源禀赋和财政配置模式对公共服务的调节作用具有显著差异。

文章基于产业融合视角，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调整样本、替换检验年份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创新能力以及高市场化程度省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融合是数字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驱动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

金融服务的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及其效用发挥。文章基于全国县域面板数据，考察了农村电子商务与数字普惠金融协同互促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下，农村电子商务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不过，该效应会因各地区地理区位、数字技术和电商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二者主要通过吸引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入农村、提高农村金融可得性和促进电商创业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数字信用和信贷的支持下，农村电商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文章为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和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示。

推动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所在。金融服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农村金融发展的重大职责和首要任务。金融服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村居民实现金融幸福，有助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层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衡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而且对农村居民的总体富裕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升创业水平和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工具普及对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助推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消弭数字鸿沟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0～2020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和驱动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有效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通过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间接推进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发现，子维度、区域和时间段的差异会使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积极效应在不同样本中表现不一致，即农村现代化与东北地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相对更强，并且农业农村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渐增强。基于此，我国各地区可以立足自身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挖掘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以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创业活力是数字金融释放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红利的关键传导机制，且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具有门槛效应，且呈现地区异质性，即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外溢效应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