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新兴数字技术提升新零售企业投资效率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议题。本文以新零售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数字技术提升新零售企业投资效率的基础上，基于2014-2021年我国A股新零售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我国融资约束、新零售企业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零售企业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融资约束在新零售企业数字技术发展提高投资效率中存在中介作用。据此，建议积极构建数字技术的政策保障体系，着力培养技术人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数字技术快速发展。

数字化手段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使用2007-2021年申万行业分类中的商贸零售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文本分析法统计企业年报中数字化相关词频，以此度量企业受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发现：当零售企业受数字经济发展影响越深，越能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内部治理优化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当零售企业营运资本不足时，数字经济发展能更显著抑制零售企业融资约束。本文从融资约束缓解和内部治理优化的视角证明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同时为数字经济带动流通产业发展给出了企业层面的证据。

在数字化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实施数字技术发展是新零售企业提升创新效率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368家上市的新零售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双重门槛检验等方法，理论探讨并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发展对新零售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并在其中引入组织合法性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动态竞争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得出结论：数字技术发展显著促进新零售企业创新效率；动态竞争力在数字技术发展与新零售企业创新效率中具有双重门槛的显著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增强了数字技术发展对新零售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数字技术发展对新零售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中，因企业年龄大小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

零售业一直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仅为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还提供了海量就业机会。然而，大部分零售企业在面临投融资需求时常常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融资约束可以表现为金融机构对零售企业的借款限制，也可以是企业自身财务状况的限制。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还可能妨碍零售业的创新和发展。本文旨在深入分析融资约束如何影响零售业的投融资效率，并尝试从政府、零售业以及零售企业等多层面提出克服融资约束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有利于提升零售业投资效率。融资约束对于零售业融资效率起到显著抑制作用。

在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在“十四五”期间再次强调要进一步挖掘市场发展潜力，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完善和优化相关产业政策。企业投资行为受多种内外部因素影响，要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引导作用，减少环境因素对企业投资的制约。本文基于相关文献研究和理论成果，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引入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流通企业投资效率的直接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建议。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流通企业投资不足行为表现出了显著的缓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间接影响机制，以融资约束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产业政策对流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中，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中介传导机制，说明产业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流通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以企业所有权性质不同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产业政策对私营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与企业特征存在一定关联。

长期以来，零售行业持续发挥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零售企业需要对自身资本结构进行持续优化。同时零售企业的高成长性特点决定了其资本结构升级的必要性，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零售企业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此外，零售企业伴随的不确定性风险使得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日益突出。基于此，本文在考虑融资约束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实证分析零售企业成长性影响资本结构升级的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定区间内，融资约束负向影响零售企业资本结构升级速度；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下降，高成长性零售企业会加快资本结构升级速度；随着融资约束程度降低，零售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得到增强。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一套涵盖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规制力度综合指数,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最终得到1539家上市公司样本,共计899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力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研发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政府及企业面对的共同课题。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结合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显著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约束和企业代理成本是企业社会资本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中介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与企业规模、所有权以及市场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表现为在规模较小、民营、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企业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拓展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为企业在部署长期发展战略的问题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一些零售企业可能出现非效率投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和经营绩效下降，进而影响零售业健康发展。终极控制权作为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动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决策，从而影响其投资行为。同时融资约束作为企业投资的重要制约因素，可能在终极控制权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具体机制尚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文旨在探究融资约束视角下终极控制权对零售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期指导优化零售业的投资决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时代我国零售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如何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对零售企业成长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018-2022年A股109家零售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就数字化转型对我国零售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和机制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推动零售企业更好地把握消费者消费需求、开展个性化营销、帮助零售企业拓宽销售渠道、促进零售企业效率提升和供应链的优化等方式，直接对零售企业成长能力产生正向赋能作用，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地，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存在，具有进一步增强数字化转型对我国零售企业成长能力的正向赋能作用。同时，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会由于零售企业规模异质性、权属异质性和所处区位异质性而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对规模较大零售企业、非国有性质零售企业和东部地区零售企业的成长能力具有更强的正向赋能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零售企业如何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实现成长能力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意义。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对于零售企业而言，通过开展金融投资活动，其无需提供产品或服务便可获得收益。因此，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众多零售企业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便期望通过高收益的金融投资获得更多利润。然而，大多零售企业在投资过程中仅仅关注短期的投资回报，而不重视长期的零售企业价值，这势必将制约零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从融资约束视角出发，探究零售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机制，旨在引导零售企业制定合理的金融化发展策略，实现企业长期价值的稳步提升，进而保障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结果表明：零售企业金融化显著负向作用于企业长期价值；金融投资获益率显著负向作用于零售企业长期价值；在融资约束分组中，零售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长期价值的负向作用相差不大；高融资约束企业中，金融投资获益率对零售企业长期价值存在正向作用，而在低融资零售企业中呈负向作用。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本文以2014-2021年零售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会对零售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当进行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一致。通过进一步探究其影响路径发现，客户集中度受到融资约束负向影响，进而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本文提出重视零售企业与客户结构关系，重视零售企业转型发展，打造新零售新运营模式的对策建议。

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途径。文章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连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并结合异质性分析来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和非效率投资三者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能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和缓解融资约束；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非效率投资关系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应呈现出较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社会责任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加敏感。研究结果从企业长远发展视角出发，丰富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和社会责任战略管理的相关文献，为进一步实现质量强国，加快我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