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0—2020沪深股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KNN分类算法，通过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对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数进行评级，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责任履行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出于获取资源的目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公司治理水平在数字化转型促进社会责任履行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分权程度较高、组织惯性较大企业组别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要更多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提供更为合理的制度条件。企业管理层既要重视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要重视其内部治理，确保战略实施与平稳发展，改善社会责任履行效果。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协同共进。

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获取与资源配置视角，分析ESG责任履行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ESG责任履行可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且数字化转型会强化这一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ESG责任履行在资源获取渠道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在资源配置渠道主要通过抑制资源错配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本文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2015～2020年的政府采购合同数据，实证考察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政府采购金额越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幅度越大，且该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环境责任改善方面。渠道分析结果表明，加强政府监管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渠道。更进一步，在民营企业、媒体关注度和行业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政府采购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效应更加显著。研究还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以上证据表明，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效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关系，即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好。但衡量偏误和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削弱了相关实证研究的可靠性。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例为两者关系的考察提供了极佳的样本，通过分析发现当企业价值观出现偏差时，良好的内部控制反而成为规避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的工具，进而对内部控制的功能发挥作了探讨。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责任的履行者。然而近几年,很多企业在标榜自己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频频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拖欠工资、环境污染等令"中国制造"蒙羞的事件。令人忧虑的是,这些不良行为只是类似现象的冰山一角,反映了我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很大缺陷。现今,政府、公众、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越发关注,如何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与讨论已有"数个世纪"之久,其思想起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女性高管是否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研究显示:女性高管人数及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女性担任独立董事、女性高管持股比例分别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呈正相关关系;但在非正常的公司治理环境中,女性高管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失控反而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带来消极影响,女性兼任董事长和CEO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抑制过度投资是女性高管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介质,过度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负相关;产权性质及法律环境均会影响女性高管对企业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女性高管是否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研究显示:女性高管人数及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女性担任独立董事、女性高管持股比例分别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呈正相关关系;但在非正常的公司治理环境中,女性高管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失控反而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带来消极影响,女性兼任董事长和CEO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抑制过度投资是女性高管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介质,过度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负相关;产权性质及法律环境均会影响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作用的发挥程度。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中普遍存在一种异常现象,许多社会责任年报中表现较好的企业,同时实际存在很多不负责任行为(CSI)。这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对冲动机,即通过战略性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年报来弥补或掩饰其他的CSI。然而,投资者并未充分认识到上述异象。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制定越好,社会责任履行越好,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市场评价均越高。制定与实施更好的社会责任战略,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更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报告均能减弱市场对其CSI的消极评价。

本文选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度越好,高管薪酬则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财务业绩,进而间接提升高管薪酬,财务业绩在社会责任履行与高管薪酬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将企业社会责任系统划分为从内至外的三个层次进行实证检验时,发现企业对第一层次(股东和债权人)、第二层次(员工、供应商、客户)和第三层次(政府和社会)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能促进财务业绩的提高,并提升高管薪酬,其中财务业绩在第一、三层次的社会责任履行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第二层次的社会责任履行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

企业并购是一项多资源消耗性活动,并购活动全过程都会伴随着资源获取问题。本文基于资源获取视角,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并购决策的新的解释机制。选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9年并购事件为样本,检验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越丰富,企业资源获取能力越强,企业并购积极性越高;而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资源获取的可能性越低,企业并购积极性越低。资金、信息和政策资源获取在企业社会资本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并购决策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另外,企业社会资本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为正。本文的研究成果为企业进行科学并购决策提供了借鉴。

以2008—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源获取视角，考察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资源获取的中介作用和高管持股比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并购绩效产生了正向影响，企业资金资源获取、信息资源获取和政策资源获取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高管持股比例在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并购绩效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且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社会资本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企业资源获取的中介实现。

高管团队的国际化逐渐成为公司治理的热点问题,探讨高管团队的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价值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了解国际化的高管团队的治理能力。通过手工收集2009—201 4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国际化视野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团队的国际化视野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国际化视野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升了公司价值,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至少是高管团队的国际化视野与公司价值之间的一个中介渠道,经过一系列的敏感性测试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这一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国际化视野具有强烈的治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