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出发，采用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总体创新和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带动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服务化转型，企业服务意识随之增强，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品牌形象和外界声誉，提高了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表现。此外，分析所有制性质、行业属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异质性影响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和轻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在社会责任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政府也应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采取措施推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协同共进。

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企业价值之间的链条传导关系，以及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行业竞争度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企业竞争地位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2010—2020沪深股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KNN分类算法，通过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对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数进行评级，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责任履行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出于获取资源的目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公司治理水平在数字化转型促进社会责任履行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分权程度较高、组织惯性较大企业组别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要更多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提供更为合理的制度条件。企业管理层既要重视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要重视其内部治理，确保战略实施与平稳发展，改善社会责任履行效果。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以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山东农担)为单案例研究对象，引入共生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梳理平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探析数字化转型对平台型企业履责的影响过程以及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共生价值创造机制。研究表明，平台连接是创造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共生价值的基础支撑，数据赋能是创造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共生价值的价值路径，共生演化是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共生价值的创造方式。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由传统的“点对点”转变为“平台网络”与“共生系统”,平台履责实现多主体交互和良性互动，网络效应逐步增强，实现整个共生生态系统社会责任价值的创造与增值。本研究阐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基于大数据赋能的履责管理的高阶化演进过程，厘清企业社会责任平台生态中的多主体共生演化过程，创造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共生价值，有助于实现企业与环境的共生发展。

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且这种提升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有效。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对供应链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对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发现: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正向影响，数字技术跃迁、数字设施搭建、信息系统协同在CEO数字化支持行为与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CEO数字化支持行为、数字技术跃迁、数字设施搭建、信息系统协同四个变量的组合形成6条高和6条非高数字化转型路径。因此，CEO在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推进企业数字技术提升和数字设施平台的搭建，促成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信息协同。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主并方数字化赋能视角，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发起了更多的并购活动，并取得了更高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当信息环境较差时，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影响更强，当并购代理冲突较高时，数字化转型企业取得了更高的并购绩效。此外，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并购支付溢价，这是由于数字化转型为并购带来了更多元的融资方式。数字化转型能缩短并购交易时长，提高并购成功率。此外，被并方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发生并购的概率越高且并购绩效越好。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对评估数字化转型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并购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2012—2021年我国2 774家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索及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的ESG责任履行，已经成为推动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强劲驱动力。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改善企业内部信息环境、增强企业内部控制能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推动企业ESG责任履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产权性质、同群效应、环境规制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ESG责任履行效应产生差异性影响。研究结论对指导企业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驱动ESG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启示。

数字时代，传统产品和服务创新理论的固定边界、生命周期、预设目标、主体范围等前提被打破，产品服务系统（PSS）在形态、特性、功能、逻辑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愈发重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作为PSS数字化转型的起点和关键影响因素，反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想转”和“能转”两方面。本文基于战略构型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根据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水平划分二维四象限组合，探究各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对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挖掘其作用机制。研究获得如下结论：（1）积极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及其互动耦合关系水平越高；（2）积极战略—低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服务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3）保守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本文通过分类组合，深入探讨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拓展和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企业PSS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启示价值。

数字时代，传统产品和服务创新理论的固定边界、生命周期、预设目标、主体范围等前提被打破，产品服务系统（PSS）在形态、特性、功能、逻辑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愈发重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作为PSS数字化转型的起点和关键影响因素，反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想转”和“能转”两方面。本文基于战略构型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根据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水平划分二维四象限组合，探究各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对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挖掘其作用机制。研究获得如下结论：（1）积极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及其互动耦合关系水平越高；（2）积极战略—低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服务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3）保守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本文通过分类组合，深入探讨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拓展和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企业PSS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