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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管理现代化
[作者]
光晖 冯蛟 雷婷 王楠
数字化为企业实现绿色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其微观层面的内在驱动机理尚未厘清。本文基于企业内外部双重机制检验的视角，以2013—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特别是对增强环境意识、改善末端污染治理，以及部分前端预防措施方面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第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责任表现的正向关系有着负向调节作用，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第三，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的内部途径以及增加媒体关注的外部途径，促进了企业的环境责任承担。第四，在国有企业、重点排污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数字化助力绿色发展内在机理的理解，也为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视野。
[期刊] 财会月刊
[作者]
李季鹏 王宝娟
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媒体关注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竞争能力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重赋能效益。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来看，非国有企业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行业层面来看，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赋能社会责任的作用更加显著。
[期刊] 西部论坛
[作者]
林川 吴沁泽
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数字化转型带动绿色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外部监督效应提高企业绿色化转型意愿，通过信息改善效应增加企业绿色化转型资源，通过生产智能化效应提升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以2010—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技术创新、生产水平、环境保护、社会评价4个维度的8项指标综合评价企业绿色化转型水平，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促进效应在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非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生产智能化水平等路径来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但该调节效应在重污染企业中不显著。因此，应重视和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大力推进信息平台建设，以数智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有序推进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
[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王宏鸣 孙鹏博 杨晨
“稳增长”目标下如何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数字新动能培育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议题。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为例，使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考察了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包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快设备更新迭代，由此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营改增”更多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转型方向看，“营改增”有助于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实现深度转型。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涟漪效应”,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从税制改革角度，为化解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何忠盛 邱凯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支持角度出发，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强化了产业政策的资源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即融资约束使产业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关系更显著。基于行业竞争程度差异检验发现，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产业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
[期刊] 当代财经
[作者]
段瑞焜 段永嘉 刘益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践行负责任的数字化是促进科技向善和实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兼容并进的重要路径。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常常受到“多言寡行”“漂绿”和“脱耦”等问题的困扰。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探讨企业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环境责任“少言多行”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少言多行”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高环境压力下,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少言多行”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当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时,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少言”的促进作用更弱。数字化水平对“少言”的促进效应主要作用于企业环境信息的低质量披露而非高质量披露;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促进作用不会牺牲企业的财务绩效。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两大社会目标提供重要启示。
[期刊] 工业技术经济
[作者]
刘妍 马超然 林子昂
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提供关键动力，而对于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得到全面的结论。为此，本文以我国2007～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在控制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加强财务柔性来促进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提出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期刊] 宏观经济研究
[作者]
庄子萱 冉渝 殷皓洲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逆向混改”是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其环境责任的承担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逆向混改”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逆向混改”显著促进民营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发现：(1)当国有资本形成与非国有资本的股权制衡时，会削弱“逆向混改”发挥的促进作用；(2)承担意愿方面，“逆向混改”能够发挥企业声誉提升的作用，在声誉较低的民营企业，能更显著地促进其承担环境社会责任；(3)承担能力方面，“逆向混改”使民营企业倾向于聘请熟悉国内企业管理政策的本土高管团队，从而促进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本文有助于加深对于民营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行为的认识和理解，为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供了新的思路。
[期刊] 外国经济与管理
[作者]
赖晓冰 岳书敬
“智慧城市”政策作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其政策效应的微观反映可能会影响企业网络化、信息化乃至数字化转型进程。基于上述事实，本文利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设计准自然实验，并采用Python工具对2007—2019年上市企业年报进行文本挖掘，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两个方面考察智慧城市试点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换言之，与非试点智慧城市相比，在开展智慧城市政策试点的区域中，其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因这项政策红利而得到明显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替换估计模型、替换变量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借助“资金”“人才”两条路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储能，一是利用技术资本积累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资金约束问题，二是通过人力资本聚集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人才约束困境。进一步研究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驱动效应受到来自企业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市场层面等异质性因素干扰，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传统行业和发达金融市场，智慧城市建设发挥的数字化转型政策激励效应尤为明显。本文结论为深入厘清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热潮嵌入了制度变迁领域的理论解读，同时也为政府后续制定“靶向性”数字化激励举措提供现实依据。
[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刘锴 纳超洪 樊骁
加快资本跨区域流动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异地并购这一重要的资本跨区域流动形式，考察新发展格局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并购交易成本和提高集团管控能力，有效地促进了异地并购决策，尤其对跨省并购决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并购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税负水平更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更高以及目标企业所在地区营商环境更好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地并购决策的促进作用更强；同时，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高管具有金融背景或海外背景的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跨区域流动驱动因素的研究，从异地并购视角提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微观证据。
[期刊] 外国经济与管理
[作者]
赖晓冰 岳书敬
“智慧城市”政策作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其政策效应的微观反映可能会影响企业网络化、信息化乃至数字化转型进程。基于上述事实，本文利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设计准自然实验，并采用Python工具对2007—2019年上市企业年报进行文本挖掘，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两个方面考察智慧城市试点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换言之，与非试点智慧城市相比，在开展智慧城市政策试点的区域中，其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因这项政策红利而得到明显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替换估计模型、替换变量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借助“资金”“人才”两条路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储能，一是利用技术资本积累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资金约束问题，二是通过人力资本聚集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人才约束困境。进一步研究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驱动效应受到来自企业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市场层面等异质性因素干扰，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传统行业和发达金融市场，智慧城市建设发挥的数字化转型政策激励效应尤为明显。本文结论为深入厘清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热潮嵌入了制度变迁领域的理论解读，同时也为政府后续制定“靶向性”数字化激励举措提供现实依据。
[期刊] 华东经济管理
[作者]
窦永香 刘子圆 杨东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过程机制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供应链集成对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制造业企业中不显著。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黄大禹 谢获宝 邹梦婷 孟祥瑜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于世海 汤红杰 张景新
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微观体现，在企业的长远发展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为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文章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内部控制在二者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且这一表现在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另外，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治理能力来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期刊]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田茵
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以子公司持现比率代理其现金分布情况，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现金分布对企业集团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现金分布与企业集团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集团现金分布越分散，其风险承担能力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越高，现金分布的分散度对提升企业集团风险承担能力效果越好。研究结论为数字化时代企业集团如何分布现金以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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