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分权下,政绩考核直接影响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文章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视角,首先结合分权理论、政治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提出了政绩考核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假说。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4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和分权体系可以使环境治理向"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环境绩效指标直接增强了地方政府间"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经济绩效指标则减弱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进一步地,政绩考核与分权相结合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产生影响:严格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事权和财权弱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强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而经济绩效指标则通过事权和财权强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弱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文章据此提出的政策启示是:环境治理须"联防联控",合理设定政绩考核指标,且配之以合理的分权体系。

针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的特点,本文构建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运用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自滞后模型,验证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污染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通过权衡成本和收益实施环境规制策略,存在"逐底竞争"和"趋好竞争"两个均衡点;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明显降低本地区的污染排放,但会引发污染的就近转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应由东向西逐渐增强,而污染转移效应则由东向西逐渐减弱;创新补偿效应是推动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由"逐底竞争"向"趋好竞争"转变的主要方式。

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状况。由于区域环境污染具有跨界性,在环境规制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关系。根据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博弈呈现出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了未引入约束机制和约束机制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不会受到政府间外部效应的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执行环境规制行为的处罚力度、政绩考核体系中...

2004年底,笔者就基层政府财政困难问题到四川某市进行了专题调研,深感基层政府财政运行状况与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特征有着直接因果关系,其中甚为突出和关键的是政绩考核制度对财政运行的影响。该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总人口304万,面积1.63万平方公里。2003年实现 GDP104亿元,人均3424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9元,全市财

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是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键环节。文章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指导思想,依据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特点、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发展定位,分别构建了一套包含三个层级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文章对主体功能区统计数据库的建设、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考核结果在区域间的横向比较方法等在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我国省级政府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的策略互动行为、形成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86~2006年间,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各类支出项目(包括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方面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行为,财政竞争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竞争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其中经济性支出竞争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性支出竞争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预算外支出竞争的影响则比较模糊。1994年分税制改革明显改变了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有效遏制了地区间过度竞争态势,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过度削弱...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5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1 350 km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减。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3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4∶6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3∶7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利用26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多维政绩考核、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生产效率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型、经济-生态型和经济-生态-服务型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高位压力均会导致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低位吸力则会促进本地区生产效率提升。多元化政绩考核体系能够有效纠正地方政府间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降低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和人口集聚下各城市之间地方政府竞争策略存在差异。就区位异质性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由竞争而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程度更高,但同时也具有更强的集聚力以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就资源禀赋异质性而言,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生产效率提高作用更为显著,多元化政绩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从而降低地区生产效率损失;就城市规模异质性而言,"用脚投票"机制在超大特大型城市中作用更为显著,不同规模城市提高生产效率途径存在差异。

问责制对于问责对象的行为具有良好的导向、监督和矫正功能,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教育问责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约束和激励地方政府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推进教育科学发展。教育政绩考核是问责的基础,地方政府教育问责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包括教育优先发展、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重要指标。问责制的完善必须解决"问什么责,对谁问责,谁来问责,怎么问责"等一系列问题。

从政绩考核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动力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作出模型假设,剖析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张的内在机理。在对中部六省地方债务规模估算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单方程回归模型,利用中部六省2001-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来自于地方政府内部的政绩考核机制产生的激励作用使政府官员具有不断增加投融资的偏好,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处于不断扩张的境地。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政绩考核下的政治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偏好"借钱",作为政绩考核的量化指标GDP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强烈的扩张效应。

同级地方政府间竞争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已有的政府间竞争理论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同级地方政府间竞争具有两重性质,即政绩性和公共性。本文着重分析了政绩性竞争,认为隐藏弹性的选择集和攀比性博奕是导致同级地方政府间政绩性竞争过度的两个原因。

绿色创新是助推企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更是大势所趋。在诸多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因素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策略是不容小觑的。本文在区分政绩考核压力异质性的前提下，运用晋升锦标赛理论、行政发包制及制度理论，构建“政绩考核压力-政策法规调整-绿色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并选取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单一考虑经济绩效考核时，地方政府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单一考虑环境绩效考核时，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对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进行整体考量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绩效指标占比的提高，综合政绩考核压力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形态。机制分析表明，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与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主要是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这两条路径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经济绩效考核压力对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地区间没有显著差异；环境绩效考核压力对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及非重污染行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拓展了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为助推企业绿色转型及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针对环境规制执行中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互动，从进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之间的进化博弈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执行中参与方的行为特征。通过复制动态机制发现了参与方的行为演化规律、分析了参与方的进化稳定策略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执行成本、排污费费率、环境指标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地方政府间的外部影响系数、严格执行环境规制对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企业利润对地方政府支付水平的影响系数等因素，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进化稳定策略。

本文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我国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之间的策略互动效应及其来源,包括地方政府间科技产出导向的标尺竞争和中央——地方分权强化的科技资源竞争。基于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设定,研究发现,资源竞争机制在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策略互动中起到十分明显的作用,且作用强于标尺竞争,其中对科技人才的争夺是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对象。标尺竞争机制也存在影响,在标尺竞争中,其他地区的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水平与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对本地区科技投入影响较大。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未引入约束机制与引入约束机制两种情境下,相邻地方政府间生态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外部效应的存在并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生态扶贫的策略选择,生态扶贫成本、积极生态扶贫正效益、消极生态扶贫负效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消极生态扶贫惩罚力度、政绩考核中生态环境质量指标权重系数等变量,是影响地方政府生态扶贫策略的重要因素;在未引入约束机制情况下,地方政府根据成本—收益决定生态扶贫策略;在引入约束机制情况下,通过降低生态扶贫成本、加大惩罚力度及提高政绩考核中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生态扶贫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