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长三角地区479家农产品流通主体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策扶持对农产品流通绩效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策扶持的利好作用是较为显著的,同时多元化政策的影响效应带有异质性。其中,财政税收政策和基础设施扶持政策对农产品流通绩效提升的利好作用是非常显著的;金融政策虽然存在利好,但在信贷规模方面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市场经营扶持政策的利好作用主要体现在网络销售业务方面;创新创业政策的利好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长三角地区物产丰富,生鲜农产品众多,随着互联网+、移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支持,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迅速崛起。在生鲜农产品物流过程中存在着成本高、配送范围有限、损耗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冷链供应链管理系统的应用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损耗,降低物流成本;实时监控生鲜农产品,便于追溯和召回,保证质量安全;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和客户服务水平。希望冷链供应链管理系统的应用能够推动长三角地区生鲜农产品电商行业的发展,为长三角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提供借鉴与参考。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在我国经济、技术和社会整体发展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提出了将城市化分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城市化的全面评价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模型,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对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和广东的城市化综合水平进行了测算与比较,最后指出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服务贸易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效率提高和国民产出总量增长的主导力量。文章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现状特点,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地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应策略,主要包括: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扩大市场经济开放度;大力培育高等专业要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强化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促进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政府的孵化和辅助作用。

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决策行为对于一个城市工业污染的程度及其变化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首先探讨了地方官员的个体差异及其行为特征对城市工业污染的影响机理;然后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通过建立地方官员特征指标与城市工业污染间关系的计量模型,运用2005~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异质性(主要体现为年龄、任期和晋升来源等方面的差异)对城市工业污染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地方官员的年龄、任期和晋升来源等因素对于城市工业污染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1)地方官员年龄增加对城市工业污染的影响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趋势;(2)地方官员任期增加对城市工业污染的影响呈先减后增的趋势;(3)本地晋升官员相对于外地晋升官员,其执政下的城市工业污染程度会有所缓减。最后就有效管控城市工业污染,从完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健全地方官员环境考核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4-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41个城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流通业集聚程度的动态特征，并检验了区域性的集聚发展是否存在收敛性。研究表明，总体上流通业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但不同城市之间动态变化及横向差异都较为显著，具有集聚优势的城市主要为省会城市以及苏州、无锡、宁波等主要城市，同时嘉兴、南通、芜湖等城市流通业集聚优势的倾向性也不断显现，但安徽省多数城市流通业的集聚发展仍处于集聚劣势状态。从收敛性看，长三角流通业集聚发展不满足绝对收敛，但是满足条件收敛的趋势。

从全球化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的截面数据,探索了外部社会资本对潜在吸收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的不同影响,研究了两种吸收能力对新产品绩效的不同影响,进而揭示外部资本影响新产品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外部社会资本是吸收能力的重要前因变量,不同维度的外部社会资本对吸收能力具有不同的影响,即外部结构资本正向影响潜在吸收能力,外部关系资本正向影响潜在吸收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而外部关系资本的影响未获验证;潜在吸收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导致不同的新产品绩效,其中实现吸收能力直接改善新产品绩效

【目的】分析长三角地区市场小麦、玉米、稻谷、番茄和桃等常见农产品中真菌毒素的污染水平和特征,为农产品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9年从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的超市、农家和农贸市场等抽样采集农产品720份,包括120份小麦、150份玉米、150份稻谷、150份番茄和150份桃。谷物样品先后经水和含1%(V/V)甲酸的乙腈溶液提取,果蔬样品经含1%(V/V)甲酸的乙腈溶液提取。提取液通过氯化钠和无水硫酸镁盐析后,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准确测定其中40种重要真菌毒素的含量。分别采用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农产品中真菌毒素的检出率和含量进行比较,采用Spearman相关对农产品中真菌毒素的含量与产地温、湿度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720份农产品中共检测到36种真菌毒素,主要包括黄曲霉毒素、赭曲霉毒素、链格孢霉毒素、伏马毒素、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ON)及其修饰物和玉米赤霉烯酮(ZEN)等,总检出率为75.3%。其中,伏马毒素B1(FB1)检出率最高(49.0%),其次为细交链孢菌酮酸(TeA)(37.5%)、伏马毒素B2(FB2)(35.7%)、腾毒素(Ten)(29.6%)、伏马毒素B3(FB3)(29.3%)、ZEN(22.6%)、DON(21.4%)、3-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3-ADON)(10.7%)、赭曲霉毒素A(OTA)(10.4%),赭曲霉毒素B(OTB)(8.1%)、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3-葡萄糖苷(D3G)(7.2%)、赭曲霉毒素C(OTC)(6.4%)、黄曲霉毒素B2(AFB2)(5.8%)和15-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15-ADON)(5.4%)。59.5%的农产品样品受到2种或2种以上真菌毒素污染,同一份样本中被检出毒素数量最多达到23种。根据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有1份玉米样本黄曲霉毒素B1(AFB1)超标,1份稻谷样本OTA超标,6份小麦和2份玉米样本ZEN超标,总超标率为1.4%,整体污染水平不高。农产品中真菌毒素的污染水平表现出一定的类型和地区差异。小麦中,Ten、TeA和DON污染最严重;玉米中,伏马毒素污染较普遍;稻谷中则主要为Ten、TeA和伏马毒素;果蔬中伏马毒素、赭曲霉毒素和链格孢毒素等真菌毒素检出较多。从地区来看,浙江省小麦样品中DON和ZEN污染水平最严重,安徽省玉米样品FB1污染浓度较高,而江苏省稻谷样品中DON和ZEN的检出率和浓度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相关性分析表明,谷物中Ten、TeA、FB1、DON和ZEN等毒素的含量与产地温、湿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果蔬中毒素的含量与温、湿度均无相关性。【结论】长三角地区市场农产品被多种真菌毒素污染,总体污染水平相对较低,但单一样品受到多种毒素混合污染的情况较多,应引起一定的重视。

本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上市公司数据,应用DEA方法,将金融支持作为投入要素,对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绩效进行了测度、评价及比较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情况。从结果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呈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技术因素与效率显著相关。同时,金融体制机制运行和管理效率、金融发展的规模效应以及金融发展环境也是影响因素。金融资源作为投入要素在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长三角地区都出现了冗余情况,而该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出不足主要根源在于其成长能力的不足。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源自于临近地区间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还与地区间优势互补效应的发挥密切相关。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地理临近性在给模仿学习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容易出现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从而导致老工业区的没落。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地区两位数制造业的分行业SP指数及其引申变量值的测量,发现在省域范围内制造业集聚存在一定的自相似性。而在跨省空间范围内,这种自相似性并不存在。省际间行业要素流动正趋于缓慢的集中优化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的这一演化趋势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空间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政策启示作用。

借用博弈分析的思路,构建并探讨了财税政策对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进一步利用2005—2014年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对财税政策作用于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力度与财政支出力度及科技支出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较为明显,而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对其产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最后从财政激励与税收优惠两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以长三角地区工程总承包专用文件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基于PMC指数的工程总承包政策量化评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国家级别的文件思虑更为全面、评价更高;二是专项文件涉及面窄、评分较低;三是工程总承包政策激励严重不足。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别从工具和创新链维度构建了机器人产业政策研究的二维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2010—2017年的42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综合性政策较多,专项政策严重匮乏;政策工具存在使用严重不足和使用过溢的极化现象;政策信号功能有余,增量效应不足。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税收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三五”期间，我国实施了大规模减税降费，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税收数据难以满足常规分析所要求的规律性分布，而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处理该类信息不完备的情形。分析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的税收贡献显著，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和海关代征收入与长三角产业经济强关联，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之间的关联结果则存在一定差异，反映出四个地区的经济各具特点，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此，建议长三角地区应进一步加强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作用，四个地区也应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共同促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