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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陈安惠  刘庆丰  李慧  
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创新呈负向关系,这一结果经过滞后一期控制变量、剔除2015年数据、更换时间窗口和变换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结果说明,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存在国企级别的选择效应,即政策性负担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对中央国有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同时,企业战略变革是政策性负担到国有企业创新的一条传导路径,即政策性负担降低了企业战略变革,进而使得国有企业创新水平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表明,通过优化高管教育背景、职能背景和海外背景,能够通过增强战略变革意愿,进而抑制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期刊] 经济学家  [作者] 陈林  唐杨柳  
近年来,以"混合所有制"为主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已成为下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国企身上肩负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性负担与战略性负担,产权改革是否会引起相关的负面作用?为此,本文将试图从融合产权改革与政策性负担的视角,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加剧国企身上的政策性负担,又或者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与国企政策性负担改革相辅相成。本文以1999—2007年全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大数据样本,首先整理出经历过早期产权改革并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样本,然后测算出这些国企所承载的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法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且垄断性行...
[期刊] 经济学家  [作者] 张辉  黄昊  闫强明  
基于2015年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契机,本文旨在探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政策性负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讨论混改及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绩效的效应。实证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过降低国企的政策性负担来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及垄断企业政策性负担下降幅度最为明显。此外,回归结果表明不存在预算软约束的企业未来发展更好,而内部人控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期刊] 财会月刊  [作者] 叶蓓  王镜清  
选取2004~2016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以政府改革为切入点,研究政府精简放权对国有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精简放权有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成长性,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减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和减少薪酬管制是提升国有企业的成长性的有效路径。然而,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其精简放权作用于国有企业成长性的路径存在不同,减少薪酬管制是中央国企精简放权提升企业成长性的传导路径,减轻政策性负担是地方国企精简放权提升企业成长性的传导路径。研究结论对于深化与创新国企改革和促进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张杨勋   周浩  
文章选取2005—2020年我国569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合作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主要在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显著,其合作创新效应存在“强-强”合作或“强者主导”的特征;基于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合作创新驱动效应与企业所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之间呈现互补关系,政策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省份更强。
[期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作者] 林毅夫  李周  
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林毅夫,蔡■,李周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若干尚未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1978年末改革启动的时候,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部门的各个方面都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经过18年的渐进转型,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廖冠民  沈红波  
国有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主要检验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隐性动因、经济后果及其治理机制。以中国2005—201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超额雇员度量政策性负担,本文检验发现:①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有助于CEO获得晋升,并且当公司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失业率较高时,政策性负担对CEO晋升的影响更大;②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降低其经营业绩与股票回报;③股权制衡与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在设计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晋升机制时引入政策性负担指标以引导其承担政策性负担,尽管政府与高管人员都可从中获益,企业也...
[期刊] 产经评论  [作者] 倪志良  高正斌  张开志  
国有企业去杠杆是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保障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抓手。分析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难下"现象的成因与机理,是国有企业去杠杆的关键。以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基于预算软约束的中介效应视角研究了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性负担每增加1个标准差,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0.03个标准差;(2)政策性负担向国有企业杠杆率传导过程中,预算软约束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3)预算软约束的中介效应在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区域国有企业间存在差异。有关政策建议是适度减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消除资金使用成本扭曲;加快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申嫦娥  张博雅  田悦  
文章通过研究上市公司科技创新数据,探讨财税政策和企业战略分别对于科技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战略的差异程度对于财税政策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财税政策对科技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企业战略差异对科技创新存在负向影响。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科技创新对于财税政策和企业战略差异的反应更加敏感。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鞠成晓  
本文选取2012—2021年工业行业的上市公司,分析政策性负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政策性负担会挤出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但战略性负担会挤出企业技术创新,而社会性负担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性负担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挤出主要由政府施压所致,非企业主动迎合政府的寻租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外部融资能力越强,有助于缓解战略性负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同时强化社会性负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
[期刊] 软科学  [作者] 于博  王云芳  
以2011—2018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首先从企业家精神配置视角阐述了为何寻租和创新之间存在挤出关系。不同于传统文献提出的现金流竞争逻辑,检验过程发现挤出关系在排除现金流挤占效应后依然存在,这为构建“企业家精神配置竞争”这一全新解释逻辑提供了基础;其次,检验发现政策性负担对企业寻租具有倒逼效应;最后,寻租在政策性负担与研发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政策性负担上升—激励寻租上升—生产性创新(研发)下降”的传导过程,这说明过高的政策性负担会通过激励企业家寻租行为而间接“抑制”创新。研究结果在经过DID、模糊DID、因果中介模型、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等反事实方法克服内生及自选择问题后依然稳健。
[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陈林  唐杨柳  
本研究基于中国国企改革的现状及其取得的效果,讨论了不同国企改革路径对中国国企改革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2000~2009年间在深沪证券交易所首次发行A股的所有终极控制人为国有股东的公司为初始样本,使用企业员工冗余率作为衡量企业政策性负担的代表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产权改革可以通过降低政策性负担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进一步检验发现:对垄断性行业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效率大于竞争性行业国企的改革效率。
[期刊] 当代经济科学  [作者] 侯晓辉  张国平  
本文通过一个引入战略投资者监督机制的委托-代理模型,对国有商业银行改制过程中,在保持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进国外大型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表明,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东,增加对国有商业银行经理人的监督,能够有效提高他们的努力水平,并抑制其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的卸责行为。
[期刊] 改革  [作者] 乔翠霞  马一森  刘韵致  
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对于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中国A股2008—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代理问题和内部控制在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国有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且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代理问题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商业类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可以有效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
[期刊] 经济问题  [作者] 赵雅娜  敖小波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因其受政府的管制及干预,承担着一定的政策性负担。以2003-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冗员度量政策性负担。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政策性负担不仅会加大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约束,还会导致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投资约束作用;第二,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会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即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降低财务绩效。虽然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带来一定的政策优惠,但是其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以及投融资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论对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关系改善以及供给侧改革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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