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2015～2020年的政府采购合同数据，实证考察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政府采购金额越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幅度越大，且该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环境责任改善方面。渠道分析结果表明，加强政府监管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渠道。更进一步，在民营企业、媒体关注度和行业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政府采购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效应更加显著。研究还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以上证据表明，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效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协同共进。

以我国2014年实施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简称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为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审计试点实施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以及企业异质性和治理机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且该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以及内部治理机制欠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有助于提升其长期绩效和价值。研究结论揭示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效用，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等领域的交叉研究。

精准扶贫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行使公共职能的关注焦点。政府采购连接政府与市场,成为推动政企协同扶贫的重要突破口。为探究政府采购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这一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16-2019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政府采购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出"U型"关系,以改善教育脱贫、医疗卫生资源、社会扶贫(定点扶贫)及职业技能培训投入为主要实施内容;(2)在实际作用机制方面,政府采购以强化政府补助支持力度、改善社会融资获取规模为中介机制,同时媒体关注也体现出重要的调节影响;(3)政府采购推动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要实施主体,以自行采购为基本实现手段的。应以政府采购活动为纽带实施政策引导,建立政企扶贫协同发展关系,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运营效率提升、长远战略发展的有机结合。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女性高管是否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研究显示:女性高管人数及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女性担任独立董事、女性高管持股比例分别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呈正相关关系;但在非正常的公司治理环境中,女性高管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失控反而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带来消极影响,女性兼任董事长和CEO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抑制过度投资是女性高管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介质,过度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负相关;产权性质及法律环境均会影响女性高管对企业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关系，即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好。但衡量偏误和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削弱了相关实证研究的可靠性。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例为两者关系的考察提供了极佳的样本，通过分析发现当企业价值观出现偏差时，良好的内部控制反而成为规避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的工具，进而对内部控制的功能发挥作了探讨。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女性高管是否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研究显示:女性高管人数及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女性担任独立董事、女性高管持股比例分别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呈正相关关系;但在非正常的公司治理环境中,女性高管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失控反而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带来消极影响,女性兼任董事长和CEO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抑制过度投资是女性高管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介质,过度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显著负相关;产权性质及法律环境均会影响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作用的发挥程度。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跨国企业更好地“走进去”和更好地“走出去”的关键。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跨国企业为样本，探究了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在不同情境下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显著促进了自身成长，且这种影响效应在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多的企业、在对发达经济体有投资的企业、在民营企业以及有较多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提出以下3点对策建议：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意识、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资源吸取效应、从政府层面引导企业完善社会责任履行的制度建设。

文章通过利用2010—2020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和政府补助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低碳城市试点与产权性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财政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补助的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效应在低碳城市试点后、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最后以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绩效，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提升，最终也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

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往往会与企业的营利性相冲突,政府有必要加强监管,促使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文章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监管的博弈模型,从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识别出政府监管的成本、政府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予查处导致的损失、政府实行监管时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查处的概率、以及查处时给予的惩罚等是影响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为政府部门提出了建议。

以2010—2020沪深股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KNN分类算法，通过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对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数进行评级，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责任履行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出于获取资源的目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公司治理水平在数字化转型促进社会责任履行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分权程度较高、组织惯性较大企业组别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要更多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提供更为合理的制度条件。企业管理层既要重视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要重视其内部治理，确保战略实施与平稳发展，改善社会责任履行效果。

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及履行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分阶段渐进地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种理性和必要选择。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模型,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民营企业生命周期的阶段性特点及其社会责任边界,以及如何实现两者契合的问题。文章认为,要使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更具可持续性,必须把社会责任意识在其生命周期的初创期根植进去,内生于企业发展过程中。此外,企业、政府和社会需积极构建长效联动的促进机制,使民营企业实现自身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和谐互动。

政府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承担着包括规制者、监督者和推进者的角色。然而,现阶段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政府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中出现缺位和越位并存的现象。本文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列举现实中存在的现象,分析政府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角色错位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企业为何要履行社会责任,根源何在?一直以来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达成共识。在已有的研究中,交易成本问题一直被忽略,从交易成本视角来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缘由,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在零交易成本下,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无关紧要;但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企业内部交易和政府失灵导致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控制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而且也是激发和促进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制度安排。

文章从中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进程、中国所处的社会阶段特征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利润、社会组织的关系三个方面来界定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通过对称博弈模型的解析,说明了制度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上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