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作用关系和研究分歧，以创新链划分企业创新活动，对41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中度正相关，与成果转化强正相关；融资约束与信号传递在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且信号传递部分中介了政府采购与成果转化的关系。文化背景仅负向调节了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的关系，产业类型对这一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府采购协定（GPA）参与方属性及其与长期导向的交互均正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数据特征负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上结论验证并拓展了相关研究，为企业创新管理研究和政府采购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

加强政府创新政策之间的协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举措。基于供给和需求相配合的视角，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协同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呈现显著的协同效应，且协同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增强创新吸收水平来发挥作用。关于协同效应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在政府采购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加显著；当政府补助多由研发相关补助构成时，政府采购与补助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相较于策略性创新，政策组合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相较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组中政策协同效应更显著。

充分发挥政府采购促进创新的政策功能，是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举措，而优化营商环境是我国持续提高创新能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突破口。笔者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不同营商环境下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激励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采购对支持企业创新发挥了正向激励效应；同时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显著放大这一正向激励效应。进一步通过考虑企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产生的放大作用对小规模企业、治理水平较好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要想更加行之有效地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功能，不仅需要政府进一步优化当地营商环境，同时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特点，积极提升自身治理水平，为自身长期创新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自主创新离不开政府科技投入政策扶持,如何合理配置政府科技投入资源,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动,成为目前经济转型升级关注的焦点。文章以2009—2011年深市高新上市企业为例,实证研究了高新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强度与科技财政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税收优惠政策较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效率更高;(2)高新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意识尚未确立,企业自发性研发支出水平总体较低。

创业导向是创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最受关注的是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从早期的两者直接关系的研究到影响两者关系方向或强度的调节变量的引入,再到中介机制的探究,学术界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本文采用元分析的研究方法,基于1990~2012年的135个独立研究样本,探究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索这一影响关系的边界条件。元分析的结果显示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为中等程度的相关(r=0.307),而国家发达程度、企业所处的行业、绩效测量方式,以及研究时间点会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这表明,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会受到时间、空间、行业特征及绩效评价标准的影响。

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是当前经济建设工作的重点，政府补助是引导和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基于政府补助文本和专利技术分类信息，构建了沪深两市1279家上市公司所获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补助及其专利化创新活动的对应关系，进而运用伪最大似然泊松回归考察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在总体上提升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数量与质量，但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受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政府补助与企业外部市场化程度存在替代效应，补助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仅限于市场化程度普通的地区；政府补助与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形成互补效应，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

以政府采购促进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欧盟9国1993～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采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公开采购能够有效驱动技术创新,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由于缺乏竞争性和针对性,政府采购总额与专利数量之间负相关。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我国现阶段应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中技术采购的力度,并采用配套措施提高技术采购效率。

以市场引导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绿色采购政策，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政府需求在引导企业绿色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是环保产品市场重要的需求来源，绿色采购政策有力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产品市场竞争增加和绿色研发风险降低是关键作用机制，需求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竞争和创新风险敏感的企业样本中。作为需求侧环境政策，当政府购买力增强、绿色技术需求明确和最终需求距离越短时，绿色采购对绿色创新的引导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虽然绿色采购政策效果显著优于同类环境规制，能够推进产业整体的绿色化转型，但主要激励了环境技术的扩散而不是突破。上述结论揭示了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及作用途径，表明政府需求对市场需求的带动作用是绿色采购成为刺激创新有力工具的重要原因。

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行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鲜有文献探究政府治理体系的数字变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2020年中国政府采购合同60余万条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政府建设投资的视角构建指标刻画城市层面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效果在具有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企业中更佳，且能够缩小企业间的治理效能差距。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降低政企信息不对称和改善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偏爱本地企业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化领域的制度壁垒。本文不仅丰富了政府治理行为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也打开了数字政府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匣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打造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的新格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本文选取2012—2015年中关村高新企业微观数据,在初步分析政府采购政策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相关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倾向指数匹配法",从潜在创新企业和在位创新企业两个视角,分析政府采购政策对高新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采购政策与高新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政府采购政策可以提高潜在创新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但是对在位创新企业的创新活动无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不同时间的企业样本以及不同年龄或规模的企业样本是稳健的。

在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效应存在争议的背景下，本文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激励作用；政府补贴对不同创新模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政府补贴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存在激励作用，但对于开发式创新则存在挤出效应。

通过扩大政府采购促使制造业回流是美国政府当前的重点政策方向，本文实证研究了美国政府采购本土化政策对于中国出口产品定价、出口边际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排除了关税、出口产品质量变化以及其他内生性影响之后，遭受政府采购本土化政策冲击的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将显著上升，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采购所造成的出口产品市场分割。政府采购本土化主要影响出口企业的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并且这一负面冲击还会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销售额、托宾Q和总资产回报率。本文的研究为我国设计政府采购政策提供参考，在政策实施时应该同时考虑政府采购对于国内市场和国外出口企业的影响。

破坏性创新从沉淀成本和转移成本两个方面影响企业边界的变动。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增大了企业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和转移成本,从而导致企业利用新技术的失败。而通过外包模式可以应对这些挑战,获得灵活性。并选择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外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的结果支持了我们提出的理论假说。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政府补贴可以激励企业选择创新并提高其创新产出和创新绩效,但当政府补贴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抑制这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适度的政府补贴能够补充并提高企业所需的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研发投入提升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此外,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为明显;相比于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创新产出对政府补贴的敏感度更高;在区域差异上,政府补贴对东部企业存在正向影响,而与中西部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