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将政府资助政策纳入企业研发决策过程，拓展了传统的R&D投资模型，利用中国创新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多时点DID方法，分析了政府资助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资助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部门的投资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激励效应”,在非高新技术行业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政府资助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企业研发过程存在“干中学”效应，企业的知识存量水平增加，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动态影响。本文研究为更好发挥政府资助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以及设计有针对性的创新扶持政策，提供了一定借鉴和启示。

为探索研发投入和政府补助两种因素交叉在一起时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以2012—2019年中国79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重点探讨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提升创新绩效，该影响在产业链中下游、后补贴时代更显著；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即二者交叉在一起时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挤出效应，且该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缺乏经验企业、后补贴时代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且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据此，新能源汽车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配置研发投入与政府补助资源，以有效提升创新绩效。

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税收负担能完善企业创新研发的投入影响机制、税收激励政策,能更加有效发挥税收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我国不同类别的税收负担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水平影响效果及其产生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流转税负和所得税负都能影响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而企业综合税负对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活动的影响不显著。流转税负和所得税负都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但流转税负的影响大于所得税负影响。企业营运资金流转和资金成本在企业税负与创新研发投入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流转税负能够显著减缓企业营运资金周转速度和增加资金成本,从而减少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所得税负延缓企业营运资金周转速度能力有限,对资金成本的影响不显著。这为当前优化税收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提供经验支撑。

文章利用2011~2013年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的次级数据,就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活动与新产品开发的影响效果建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从事不同类型研发活动的企业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呈现不同的输入-输出效率;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资助,在企业的试验发展与新产品国内销售额上具有负面影响,而对基础研究和新产品国内销售额之间的关系没有重大影响;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资助对于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新产品出口销售额之间的关系有重大积极影响,而对基础研究和新产品出口销售额之间的关系有消极影响。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高校中政府Ｒ＆Ｄ补贴对企业Ｒ＆Ｄ投入的影响，并基于我国分地区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人文社科类高校和理工农医类高校Ｒ＆Ｄ经费内部支出数据，采用一阶差分动态面板ＧＭＭ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政府Ｒ＆Ｄ补贴通过工资率提升和知识溢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投入，最终产生补充效应或挤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类高校中政府Ｒ＆Ｄ补贴对企业Ｒ＆Ｄ投入都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９８５和２１１高校有利于吸引企业Ｒ＆Ｄ投入。

政府研发资助不仅是为了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更重要的是为了激励创新产出。利用北京市工业企业的科技数据,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对政府研发资助效果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资助强度、技术水平、企业规模和产权结构四个因素对激励效果的影响方式,结果显示:第一,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激励效果敏感于资助强度和产权结构;第二,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较弱,门槛效应普遍不够显著,且激励效果仅敏感于技术水平;第三,研发资本存量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变量,但并不是决定创新产出的关

通过运用Stata15.0对91家中国上市制药企业2008—2017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找到制药企业中各年份研发强度(R&D intensity)与企业价值(enterprise value)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各年份研发强度与选取的企业价值指标托宾Q值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研发强度作用于企业价值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效应,且各滞后年份研发强度对企业价值的滞后效应强度呈现倒U趋势,并在第t-3年达到最强。

选取2009—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分析政府研发资助、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资助和企业研发投入均对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且创新绩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响应更迅速,但对政府研发资助的响应程度更大;创新绩效对政府研发资助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是先相互促进后相互抑制,杠杆效应与挤出效应先后发挥主导作用;各地区之间具有区域异质效应,各区域在响应方向、响应速度方面均具有区域差异性。

本文选取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ＣＴＯ持股和ＣＥＯ－ＣＴＯ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ＣＴＯ持股比例越高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ＣＥＯ－ＣＴＯ薪酬差距促进ＣＴＯ的工作积极性，也会促使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ＣＴＯ持股与ＣＴＯ晋升存在着替代效应，晋升比持股所产生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ＣＴＯ持股的激励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基础研究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政府研发资助是保障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方式。本文从产学研关系出发，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府研发资助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信号效应和合作效应。研究发现：(1)政府对高等学校、企业的研发资助会降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投入，但政府面向科研院所、企业的研发资助对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投入的影响不显著；(2)与企业的合作紧密度会扰乱高等学校对于政府研发资助的应用决策，对基础研究投入产生负面影响，但会引导科研院所争取更多基础研究的政府研发资助。本文揭示出资助对象选择在政府研发资助效果中的显著作用，并得出需要从产学研关系出发优化政府研发资助方式，以提升基础研究投入的启示。

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加快,企业合作成为企业应对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选择。只有融入到或促进形成相对比较完善的企业联系网络中,企业才能获取到竞争优势。在企业联系网络形成过程中,作为区域创新环境的营造者与维护者,甚至是企业合作网络营造的奠基者,政府对于企业合作战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在提高地区竞争优势,促进企业联系网络形成方面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运用行为者网络分析方法,将政府作为企业行为网络构成的重要因素,对政府引导型企业合作的机制与空间结果进行分析。最后以我国海尔集团为例,对之进行实证研究。

以2012-2018年有国外销售收入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当期、滞后1期、滞后2期研发投入以及国际化程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存在单一门槛值;各期研发投入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且滞后1期与滞后2期研发投入的双重门槛值几近相同;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人力投入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负向影响企业价值。研究结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引领我国制造业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首先评估自贸试验区对政府和企业在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然后考察自贸试验区通过哪些路径影响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结果发现:(1)自贸试验区显著促进了政府对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但未能有效刺激企业对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2)自贸试验区对政府在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不明显;(3)自贸试验区显著促进了政府研发投入从非自贸试验区省份向自贸试验区省份转移,未能促进政府研发投入从非高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移;(4)自贸试验区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政府研发投入从非自贸试验区省份转向自贸试验区省份,但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地区不明显。

文章基于2011—2022年我国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创新的激励效果以及数字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呈现抑制—促进—抑制的倒“N”型变化；企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化均能正向调节这一倒“N”型关系，具体表现为研发补助作用强度的增加、研发补助适度区间的拓宽以及整体数字创新产出水平的提高。基于创新资源、创新意愿、创新实践三大视角的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增加信息透明度、降低数字研发不确定性和提高动态能力来发挥调节作用，城市数字化通过约束寻租行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促进产学研合作来发挥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