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库及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测算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DVAR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异质性影响,根据企业年龄分组时,政府补贴对发展阶段后期的企业出口DVAR正向影响最大;根据企业出口规模分组时,企业出口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正向影响越大;根据所有制类型分组时,政府补贴对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正向影响最大。

在全球分工生产的背景下,文章以出口国内附加值为切入点,就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进行系统考察。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DVAR)。异质性分析表明,与混合型贸易企业和纯加工贸易企业相比,政府补贴对纯一般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积极影响最大;且政府补贴促进了民营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但是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创新激励效应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重要渠道。最后,行业出口DVAR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出口DVAR提高的贡献度高达51%,说明其在政府补贴促进行业出口DVAR提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对于准确评估政府补贴的经济绩效,以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如何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本文将最低工资纳入扩展Kee和Tang(2016)模型,考察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最低工资上涨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且通过"成本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两个渠道来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后,我们使用中国企业微观数据和各城市最低工资数据,以2004年中国《最低工资规定》颁布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倍差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上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成本效应"表现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边际成本,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上升的成本无法完全传递至价格,进而抑制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相对价格效应"表现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提升了国内中间品的价格,使得企业更多地使用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进而抑制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最低工资上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此外,最低工资上涨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作用尤为显著。

本文将2000—2013年中国县(区)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成立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在考虑企业所处区域不同特征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差异、偿债能力高低等情况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此外,信贷挤出引致的成本上升效应,产业集聚引致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是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重要传导渠道,且生产率提升的正向效应超过了成本上升的负向效应。因此,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市场化转型,发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金融、产业资源再配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有效途径。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企业的空间集聚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其影响效应大小与企业参与贸易的方式、所有制性质、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以及出口目的地密切相关。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显著受到空间集聚的影响,但对一般贸易企业这一影响并不显著。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空间集聚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应越大。本文研究表明空间集聚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是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重要渠道。

文章从众所周知的创业活动视角着手,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系统研究了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采用历史数据的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创业活动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活动促进微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从微观企业层面证实了"双创"在我国面临贸易困境背景下提出的恰如其分。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业活动通过加成率和价格替代效应两个重要渠道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从行业特征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最大;从地区特征来看,西部地区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从贸易方式特征来看,创业活动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较强。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微观效应,发现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渠道降低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前、后向关联渠道提高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外资进入总体上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出口升级。另外,地区制度环境强化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作用。最后,以2002年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估计后发现,外资进入持续地提高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且成本加成提升与国内中间品种类增加是外资进入影响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重要途径。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企业的贸易持续时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和积累学习效应,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提升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使用中国相关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框架下,我国出口企业贸易持续时间的延长显著促进了出口DVAR提升,但因行业、贸易方式、地区和所有制等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该曲线会受到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较强的吸收能力使曲线形态更加陡峭、拐点右移、整体水平上移；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外溢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也会增加进口中间品比例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降低；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对进口数字中间品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所在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及从高收入国家(地区)进口的企业的倒U型关系不显著。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重视数字产品进口、企业吸收能力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数字产品进口技术外溢引致的创新效应，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本文从贸易数字化视角，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匹配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开通信息，考察了贸易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贸易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第二，贸易数字化通过成本加成效应及中间品相对价格效应作用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成本加成机制下，企业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国内附加值率；中间品相对价格机制下，资源配置效率存在不利于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假象。资源配置效率可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水平促进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有效避免企业受限于“低端嵌入”。第三，贸易数字化倾向于提升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背景下如何利用环境规制实现低碳和经济发展两手抓是我国当下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利用2002—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城市低碳治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低碳治理有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且该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PSM-DID、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低碳治理对于非国有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港口城市企业和污染型行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更强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低碳治理能通过改变城市初始不利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和优化地区资源配置的渠道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以上结论能为我国在“双碳”规制下实现绿色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现实依据。

2003年中国首次明确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转型升级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转型升级政策提升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率,并且通过多重检验得到稳健一致的结论。微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过程与企业动态变化和经营主体结构调整密切相关,转型升级政策通过促进企业退出、进入和贸易方式转化等形式对提升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起到了积极作用。

分工的全球化使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国外。在国内技术进步快于国外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质量提升效应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从而驱使出口企业使用更多的国内中间产品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盈利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中间产品的内嵌技术水平,基于投入产出思想设计产业链内嵌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2000—2014年),出口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对中等技术行业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依次减小,对混合贸易企业、沿海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进而带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但本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有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其他行业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因此,要进一步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加快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为突破口推进国内大循环的质量提升,以企业间的融通创新为纽带促进全产业链的整体技术升级,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提高技术进步质量和速度,进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盈利能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