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政府数据开放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通过拓展融资渠道和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投资增加，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位于低市场化地区和非国家中心城市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本文研究证明了政府数据开放促进企业投资、引导均衡发展的显著效果，为政府深入推进数据开放和企业优化投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大数据分析能力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机理在于“精益共创”,即成本降低与价值增值的同时实现。笔者使用321份制造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在以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包含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人才能力在内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IT与业务战略匹配在此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服务化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均随着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人才能力的提高而提高；随着IT与业务战略匹配程度的加深，大数据分析能力与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间的正向关系被加强；大数据分析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直接作用及IT与业务战略匹配的调节作用不受制造企业IT投资优先权与IT角色定位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大数据分析能力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内在机理，所得结论拓展了数字经济、价值共创理论的研究边际，丰富了服务化研究的现有文献，为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促进服务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产权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于产权制度具有效率功能,但产权制度作为一种静态的产权安排,并不必然导致企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其运行还依赖于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本文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维度,揭示出在既定的产权制度安排下,传导机制运转的核心是企业家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而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建设是传导机制有效运转的保障。

依据校企合作中院校和企业的关系以及院校和企业的地位、责任、角色的不同,校企合作分为以学校为主的学校本位模式和以企业为主的企业本位模式。当前我国的校企合作主要是学校本位模式,由于政府缺乏支持校企合作的力度,职业院校寻求企业合作的能力匮乏,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内生动力不足等原因,导致我国当前校企合作育人效果不尽如人意。文章在分析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动因的基础上,提出要强化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主导责任;加强高职院校自身能力建设,提升对企业的吸引力;凸显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体地位以真正体现职业院校和企业"双主体"育人。

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只有对企业行为和动机进行本源性的分析才能找到激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方法。从企业处于复杂的社会网络环境出发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分析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行为的三个动机:经济动机、社会动机和道德动机以及形成动机的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和市场混合治理校企合作的治理机制模型,以期有助于今后校企合作的实践。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对当前中国政府实施的研发资助政策进行科学的检验和评价,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研究的重要命题。通过对广东省2482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使用PSM方法与Tobit模型分别研究了政府研发资助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以及对企业开展共性技术项目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均效应而言,政府的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均能够提高企业的私人研发投入,企业个体层面而言,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对不同企业间同时存在杠杆效应和挤出效应,并且间接资助比直接资助能够更加显著的影响企业开展共性技术项目决策。

政府开放数据流程中涉及多元利益相关主体,文章通过对这些参与主体的归纳及对政府开放数据流程及各流程涉及主要障碍的分析,提出政府开放数据利益相关主体协同机制,从资源协同、管理协同、利益协同、技术协同四方面阐述了对政府开放数据的影响和作用。

针对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作用关系和研究分歧，以创新链划分企业创新活动，对41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中度正相关，与成果转化强正相关；融资约束与信号传递在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且信号传递部分中介了政府采购与成果转化的关系。文化背景仅负向调节了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的关系，产业类型对这一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府采购协定（GPA）参与方属性及其与长期导向的交互均正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数据特征负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上结论验证并拓展了相关研究，为企业创新管理研究和政府采购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

大数据时代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环境的变化促使顾客需求更加动态、多维。为充分实现顾客价值,满足时代发展要求,我国零售企业价值创造机制亟需优化。基于此,本文首先利用价值空间理论为零售企业价值创造机制的优化指明方向。然后以复合价值链理论为依据,引入大数据技术手段,构建新型机制下数据管理模型和优化路径模型,并详细阐述二者运行机理,以期为零售企业实施价值链优化提供理论参考。

企业员工由于遭遇领导冒犯所引发的反生产行为因领导道歉改变其负面预期而有所减少。笔者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在构建了一个企业领导道歉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机制模型的基础上，以分别在两个时间点收集的388份有效追踪数据，运用Mplus软件实证检验了企业领导道歉与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领导道歉对员工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领导认同和情感承诺分别在领导道歉与员工反生产行为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领导虚伪感知既负向调节领导道歉对领导认同的影响，也负向调节领导认同在领导道歉与员工反生产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本文通过将领导认同、情感承诺和领导虚伪感知等变量尝试性地引入到企业领导道歉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模型之中并付诸实证检验，拓展了资源保存理论的应用边际，揭示了企业经营中领导道歉与员工反生产行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丰富了有关企业管理中领导行为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领导处理内部人际关系和提高企业治理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在“绿色复苏”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了ESG履责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两个视角分析了其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ESG履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和减少代理问题三条渠道实现。此外，ESG履责对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金融发展水平和信息透明度越低以及高管薪酬激励越少的企业中更为凸显。

随着业务标准和数据标准的统一,税收管理有了新视角,这就是大数据。在税务机关对大数据应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企业和个人税务信息的收集和掌握变得越来越规范。财税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标准化数据的采集、电子发票的普及与推广,作为科学征管模式的突破口,将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相关数据,提升对纳税人财税违规行为的识别能力。为做好自身财税风险管理,应对税务机关大数据时代下税收征管新格局,企业应知晓税务部门是怎样借助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纳税评估预警指标、第三方信息共享比对以及大数据企业画像等工具进行税务风险管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并逐渐向多层次、宽领域拓展,对肩负推动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重要责任的国有企业来说,既面临着时代赋予的巨大发展机遇,也必须全力应对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而改善内部激励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是吸引高品质人才,发展并留住人才的关键,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对此本文基于对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文献研究,着眼于国有企业现存矛盾分析,提出改革与完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相关看法以及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激发国有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为各类企业提供相关的参考意见。

《外商投资法》对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作出了规定,但只进行了框架性构建,尚需明确具体适用细则。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的受理主体,应运用三级架构模式;外国投资企业投诉处理机构的受理范围应当限定在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企业与我国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的投资争议范围内;应当确认外资投诉受理机构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但不宜具有终局性,纠纷当事方若对处理结果有异议可以提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以完善制度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