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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李光勤  李潇格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OFDI数据,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O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吸引能力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OFDI流入。
[期刊] 商业研究  [作者] 邱晓明  赵增耀  
地方政府是如何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对此问题的研究是FDI区位理论的一个基本空白点。以博弈论为分析框架,以豪特林模型为基础,对地方政府与外商投资者进行博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和外资优惠政策相比,声誉效应也许是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地区性差异因素中一个被忽略的更重要因素。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赵赛  胡必亮  
文章运用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东道国投资风险测度体系,实证检验了东道国投资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2003—2018年各东道国投资风险呈现较为一致的变化态势,但同类风险在国家间差异显著;综合风险与中国OFDI显著正相关,军事政治风险与中国OFDI显著负相关,经济金融风险和双边关系风险则与中国OFDI显著正相关;在低收入国家,双边关系风险对外资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在高收入国家,军事政治风险更为显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密的双边关系能够显著拉动中国OFDI,而在非沿线国家,军事政治风险指标则更为重要。
[期刊] 当代财经  [作者] 张明哲  
基于构建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考察“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对其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已成为重要的东道国区位因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整体上更倾向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东道国。在区域异质性上,东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向影响,即促进了中国对该区域的直接投资;中亚和蒙俄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南亚、中东欧地区产生抑制作用。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东道国制度质量和提升东道国人力资本等路径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期刊] 财经研究  [作者] 王恕立  向姣姣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曾小荷  
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产业和区位的选择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产业与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是对外投资成败的关键。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和入世的新背景,通过分析我国对外投资中的产业和区位分布状况,提出了我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时应采取的措施。
[期刊]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郭建中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从90年代初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国内经济增长、资源供给、市场供求、技术因素等方面看,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而研究企业到何处去投资(区位选择)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变动趋势和分布现状及在区位选择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体的区位选择策略。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李逢春  
文章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数据和产业数据,利用灰色关联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问题,认为在区位选择上,亚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效应较明显,欧洲和北美次之,非洲区域的效应最小,在产业选择上,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推动效应最大,资源类的推动效应次之,金融业的效应发挥不明显,商务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推动效应最弱。
[期刊] 世界经济  [作者] 程惠芳  阮翔  
本文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 32个国家 (地区 )为样本 ,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 ,分析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 ,并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结果表明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 ,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流动的趋势。投资国与东道国的距离与国际直接流量和区位分布呈显著负相关 ,这表明地理位置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和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引力模型...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池建宇  方英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孙国辉  刘培  杨一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国家形象受到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利用2006—2014年BBC GlobalScan国家形象调查数据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匹配,基于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从国家形象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市场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东道国积极的国家形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能够增强积极国家形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东道国消极的国家形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自然资源和腐败控制会降低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自身的国家形象也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尤其是我国积极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黄友星  张珊珊  赵艳平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期刊] 商业经济与管理  [作者] 汪晶晶  马惠兰  唐洪松  戴泉  
文章选取截至2014年末838家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境内主体设立的994家境外企业为样本,以反映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以及制度因素为主要考察变量,并综合考虑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和农产品贸易、东道国通讯能力等因素,选择12个自变量,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揭示了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环节和营运环节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异同。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农业自然资源和市场规模及潜力均对吸引中国农业投资具有很大的影响;东道国经济和法律制度的质量对中国农业对其投资决策具有显著正
[期刊] 商业时代  [作者] 赵瑜嘉  马妍  贺灿飞  
基于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本文探究了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市场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占主导作用。资源因素也会对其区位选择产生一定影响,劳动力资源禀赋越高,东道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大。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能源资源禀赋都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第三国效应"并不存在,相反,邻国与东道国市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不同区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追求市场与资源;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追求市场。
[期刊] 南方金融  [作者] 周铁军  刘传哲  
本文从23个国家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三方面选取了11个变量,通过对截面数据的逐步回归,筛选出了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合理的区位选择路径。结论为: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GDP、外资政策、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中国能源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首先考虑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的东道国;其次,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减轻企业获取能源开采经营权的阻力;最后加强与东道国沟通,争取有利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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