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的数据构造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省级层面政府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合成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门限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政府支持通过发挥成本效应、预期效应和生态效应来影响普惠金融发展，进而影响家庭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在较低水平的政府支持下，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促进作用较弱，随着政府支持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果增强；在改变计量模型、调整解释变量滞后阶数、更换被解释变量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在西部和农村地区，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较高，意味着在这些地区，较高水平的政府支持更有利于促进家庭收入增长。

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 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37%。进一步发现,京津冀金融普惠对各分位点家庭收入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这是金融普惠降低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京津冀地区,普及金融普惠能够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增强家庭金融发展协调性,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

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 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各个收入水平点的农村家庭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素养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工作，化解他们由于不了解而不敢使用或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现实尴尬困境，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在数字信息时代，把握数字技能使用、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增收对农村收入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和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淘宝村名单进行匹配，建立包容性增长实证研究框架，探究农村电商对农村家庭收入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电商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降低地区基尼系数，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机制分析表明，农村电商主要通过促进农户就业与强化信息获取，实现农村家庭收入包容性增长。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借助社会福利函数对益贫式增长测度的可分解性,结合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提供的家庭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劳动报酬率、劳动时间等微观数据,追溯居民收入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要素,将居民收入和各劳动力市场特征的效用性、公平性与增长的损益相结合,应用要素分解模型阐释中国20世纪以来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益贫性及其形成机制,由此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收入益贫式增长政策启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居民消费率仍然较低,金融发展似乎并未发挥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金融普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本文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通过区分收入阶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家庭消费,家庭之间的消费差异有10.58%可由社区之间的金融普惠差异来解释。进一步地,金融普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大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且不同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金融普惠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等收入家庭、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小。最后,渠道分析表明,金融普惠通过降低收入不确定性促进了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消费,而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了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本文为充分发挥金融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工具。

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在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金融素养、城乡差异及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基于CHFS2019年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在是否有政府补助以及控制社会互动情况下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金融能力水平越高，城镇家庭收入越高；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联立方程模型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在金融能力增加城镇家庭收入中起促进作用，在控制社会互动后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依然有显著正向影响。

为考察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选取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纳入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工具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并利用静态面板可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动态面板广义矩回归模型，研究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存在“U”型关系，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来看，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201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统计的数据，选用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林业收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户林业收入，关键性影响作用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为农户带来的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和高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家庭借贷约束，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促进农户林业投入，从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因此，为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应该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普及、完善体系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策略。

家庭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城乡、地区异质性值得关注。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宏观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9年的微观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产性收入规模的扩大，这一作用是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来实现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城乡和地区异质性，表现为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家庭金融关注度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普惠金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实现了更快的发展。普惠金融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这种影响是否随着各个经济体的经济社会状况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基于跨国截面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充分考虑了普惠金融内生性问题的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普惠金融各项指标中，仅有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这一金融中介融资指标对世界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着稳健且显著的负面影响，其它普惠金融指标并没有稳健且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个经济体不同的经济社会状况，本文发现，在初始人均ＧＤＰ水平更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法治水平更高或中小企业规模更大的经济体中，个人在银行账户或储蓄卡、电子支付或银行账户购物以及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