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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税务与经济
[作者]
刘明
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创新政策时,应留意与研发资助紧密相关的学习效应及其积极的溢出效应。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研发资助引致的投入增量和产出增量,却严重忽略了研发资助的间接影响,例如企业管理实践的变化。创新主体与创新政策工具间的互动会在政策实施过程(或过后)作用于创新主体的行为,引发创新主体行为方式发生变化,此即行为增量。不同于投入或产出增量,行为增量重视企业内部的过程性变化。财务冗余指标对企业行为增量并无实际影响,而企业网络对行为增量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发现,投入增量与行为增量之间密切相关。这意味着那些想要改变管理方式的企业愿意在研发上进行持续投入。
[期刊] 财经理论与实践
[作者]
晏艳阳 谢晓锋
以是否获批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单位为基本条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及其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创新型城市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积极推动辖区内的企业创新活动;并且其主要通过增强企业集聚度、提高金融中介机构服务强度与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商投资等途径对企业创新活动起到激励与保障作用。非试点城市应该借鉴这些先行经验,并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推出系列政策以促进企业创新。
关键词：
创新型城市 企业创新 影响机制
[期刊] 南方经济
[作者]
徐扬 陶锋 韦东明
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是否发挥有效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利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显著提升了以发明专利申请数度量的创新数量及以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的创新质量，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企业属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更低时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能够为企业嫁接财务资源、发挥人才集聚和产学研合作效应。拓展性研究表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通过知识溢出发挥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本文对国家夯实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成果，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期刊] 中国科技论坛
[作者]
孙佳 吴小萌
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资金支持和创新激励双重作用下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专精特新政策的实施对于提升企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于不同特征企业的绩效水平存在差异性影响。其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更易受到专精特新政策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较好，西部和东北地区尚未普遍享受到政策红利。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完善专精特新政策体系，强化政府资金支持对企业生产经营及技术创新的放大效应，同时构建企业融通生态体系，加大对特定地区的政策支持。
[期刊] 技术经济
[作者]
周江华 李纪珍 刘子諝 李子彪
从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构建了政府的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2013年河北省高新企业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均对企业创新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的创新合作行为在上述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能力同时调节创新政策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期刊] 技术经济
[作者]
周江华 李纪珍 刘子諝 李子彪
从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构建了政府的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2013年河北省高新企业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均对企业创新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的创新合作行为在上述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能力同时调节创新政策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期刊] 技术经济
[作者]
周江华 李纪珍 刘子諝 李子彪
从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构建了政府的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2013年河北省高新企业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均对企业创新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的创新合作行为在上述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能力同时调节创新政策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期刊] 中国科技论坛
[作者]
肖久灵 汪建康
新加坡政府为了提升中小微企业的科技竞争力,制定与实施了创新与能力券政策,这种政策以赠券的形式对中小微企业在创新、生产力、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财务管理领域给予各种补贴,在促进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过对新加坡政府实施的创新与能力券政策的发展背景、演变历程、主要内容、辅助计划的分析,促进对这一科技创新政策的了解,同时探讨创新与能力券的运作机制及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有效制定创新券政策提供借鉴。
关键词：
创新与能力券 技术创新政策 中小微企业
[期刊]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作者]
杨晔 杨大楷 刘安琪
采取379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和路径分析模型实证评估分析可知,政府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均具有积极正向促进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为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应进一步加大政府创新政策整体力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
[期刊] 统计研究
[作者]
梁睿昕 李姚矿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归纳企业年报中政府补贴部分的创新关键词，精确科学地度量政府创新补贴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两类政府创新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数字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呈现U型效应，而税收优惠政策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交叉效应结果表明，两类政策工具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形成相互抑制的效应。渠道机制表明，政府创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数字企业的正面预期，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提升数字企业价值，从而影响数字企业创新活动。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数字企业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期刊] 城市问题
[作者]
佘硕 王巧 张璐
以创新政策为自变量,以城市综合创新指数为因变量,采用城市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了在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中地方政府出台的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结果显示:科技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创新型城市建设出台的综合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未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城市等级在科技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驱动创新能力建设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相对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普通城市的创新政策驱动效果更明显;综合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虽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并未改善综合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创新型城市 创新政策 创新能力 驱动效应
[期刊] 科技管理研究
[作者]
陈艳 许伟 周园媛
在国家提出要加快关键新能源核心技术创新的背景下,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的新能源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创新政策、直接支持政策和间接支持政策分别进行综合得分的测算,然后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创新政策与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创新政策显著促进了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2)不同类型的创新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效应存在差异,直接支持政策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而间接支持政策则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3)创新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存在区位异质性效应和产权异质性效应,创新政策对位于东部地区的国有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更加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间接支持政策对位于中西部地区的非国有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更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继续推进完善促进新能源企业创新的直接支持政策;建立多方位支持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体系;加强科技信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地制宜制定政策。
[期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郑庆华 赵嘉辉 刘琳
企业社会责任是否能通过组织学习对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结构方程模型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学习都会对创新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均衡地体现在企业的经济、道德、法律和慈善责任方面;组织学习对于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共同愿景上,学习承诺和开放心智方面影响略小。另外,企业社会责任对于组织学习的正向影响最显著,主要体现在新产品数量更多和开发速度更快两个方面。
[期刊] 科技管理研究
[作者]
姚海琳 牛铃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关键战略材料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负二项回归方法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对比中央与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影响效应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索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有先抑后扬的“U型”激励效应，调节机制检验发现，区域市场环境与创新环境负向调节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创新激励效应，且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U型”效应仅在国有企业与低发展水平城市企业出现。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合理制定研发补贴政策，促进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加快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提供参考。
[期刊]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宋敏
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理论上,政府能够减少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效率损失,但实践中却充满争议。由于时代背景、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两国政府对创新的支持政策具有不同特征。美国政府的政策出发点通常不具有明确的商业目的,而是通过衍生的"副产品"对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政府的创新政策则更具有针对性,运用多种财政金融工具,充分实施产业政策,存在明确的商业目的。此外,美国政府较为注重创新制度建设,创新主体分工明确,较少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中国政府则采取多元化的创新政策直接干预市场主体,且各部门分工较为模糊。当前,美国处于后领先阶段,具备良好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能力,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引领世界科技前沿,而中国处于后追赶阶段,创新政策处于由"引进—吸收—再创新"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型的阶段,有许多关键技术被美方"卡脖子"。对比之下,中国仍需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创新实践从追赶阶段到领先阶段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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