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微观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收入结构对资产选择及投资组合有效性之间的异质性影响。通过计量分析及内生性检验研究表明: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参与股票、基金与国债的概率就越高;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对于股票与基金两种风险资产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经营性收入的占比对于基金与国债的显著性水平高于股票;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对于三种资产在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增加资产配置的投资组合有效性;其他三类收入比重的增加,均对投资组合有效性具有正向显著影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家庭金融文化通过影响家庭决策者的自信偏差和金融知识水平、进而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传导机制,然后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家庭金融文化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金融文化资本累积速度的影响大于金融文化资本禀赋的影响;从传导机制上看,家庭金融文化禀赋对决策者的自信偏差有非线性影响,金融文化禀赋越高,其对过度自信的正向影响越明显,从而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家庭金融文化资本增速通过提升决策者的金融知识尤其是高级金融知识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引导居民家庭适度参与金融市场、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一是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居民投资者理性投资,既不盲目追求高收益,也不自我隔绝于金融市场之外;二是要加强金融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提升居民的金融文化素养,提高对金融信息的利用效率;三是要拓宽居民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渠道,降低金融知识获取成本,促进家庭金融文化资本积累。

信息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但简单地获取信息并不能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只有通过信息吸纳,充分消化、吸收信息中的有益成份,才能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理财目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Probit模型和IV-Tobit模型分析信息吸纳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吸纳既会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又会增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有助于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城镇家庭相比,信息吸纳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力较弱。为进一步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激活民间资本,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增强，而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的变化会影响微观个体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本文将Frey&Osborne(2017)计算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概率的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匹配，考察个体职业受到人工智能冲击概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家庭户主职业受人工智能冲击较大时，家庭更倾向于不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并且保持更高的储蓄率，该影响主要存在于户主为男性、低教育、年轻组以及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经济脆弱性即落入社会贫困线以下的概率、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的参与度是职业替代率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可能途径，职业可替代性更强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脆弱性、更少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具有更保守的投资偏好，降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本文首次提供了人工智能职业替代对家庭金融不平等影响的直接证据，对我国在新技术冲击下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非参数核密度结合反事实方法,本文利用CFPS数据将居民收入空间分布不平衡分解为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与组群规模差距,并探究其对居民消费结构演化的影响,以揭示消费结构升级缓慢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收入增长推动居民消费偏好由"生存型"向"发展与享受型"转变,收入空间分布不平衡导致的消费需求区域差异却限制了消费结构优化,且这一影响对于中等收入人群更为显著。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依旧是影响消费结构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但伴随收入水平上升,组群规模差距的作用增强。此外,对比生存型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更易受到收入空间分布不平衡的影响,这为转型期培育消费新动能提供了新的启示。

近年来,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财产性收入的决定因素却扑朔迷离。为此,基于CFPS(2014)数据,本文借助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与家庭财产性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影响在家庭规模、家庭经济实力以及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具有异质性。同时,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投资理财活动,从中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损失的最小化,进而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想发挥人力资本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效应,家庭应该着重培育以专业技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本。

本文将保险按照职能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大类,构建Tobit模型并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参与商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而参与社会保险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同时,提高保险的参与程度会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通过Probit模型等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农户收入差距对其融资渠道选择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大部分农户偏好从非正规渠道融资，但该群体的比重在逐年减小；农户所在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农户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的现象越明显；随着社会资本的积累，农户选择从正规渠道融资的意愿会下降；中西部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以及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户在面临收入差距扩大时，更偏好从正规渠道融资。研究结论能够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服务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启示。

在人地关系调整大背景下,"谁来种地"的现实命题备受关注,土地的权利设置及制度约束固然重要,然而经营主体认识才是土地经营方式决定的第一重要变量。本文运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既有承包制度设计框架下解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家庭一般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收入结构和劳动力内部分工的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地区土地流转体现为"富农"行动特征,低收入家庭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较高,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成为约束条件,决定着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目标。由此得到的政策含义为:土地流转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业劳动参与的结果,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是土地流转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土地具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创业和创新活动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及维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家庭作为个人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撑,对个人的创业决策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家庭内部的视角研究女性获得家庭外部收入的能力对其配偶创业行为的影响,用女性的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来衡量其获取家庭外部收入的能力,研究发现:女性如果参与市场工作,其配偶进行生存型创业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女性的收入水平越高,则其配偶进行机会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越大。

通过利用多层Logit模型来考察以家庭平均收入作为唯一识别标准的贫困瞄准精确度,同时利用多项Logit模型比较低保户、误保户及漏保户这三类家庭的特征,用以分析瞄准偏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单维识别的精确度较低,且误保户与低保户在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方面的差异较小,以此证明低保户的实际确定过程中会依据如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患病、住房情况等其他因素,从侧面验证了扶贫工作中"两不愁三保障"原则的正确性,即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方面同样需要统筹兼顾。另外,结合A-F法和跨期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得到各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将多维贫困的研究拓展到跨期的动态领域,对贫困识别路径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２０１１年的数据，利用加权夏普比率这一代理变量，研究了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因素。通过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估计，发现金融资产的种类、地域差异、城市户口家庭、受教育程度以及富裕程度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显著正相关；户主的风险厌恶度以及从事经营活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显著负相关；而户主年龄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有效性之间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Ｕ型关系。另外，研究还发现，经过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股票的夏普比率要低于其他风险金融资产，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股市的波动率较大所致。进一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加强居民的教育工作以及发展健康稳定的金融市场，将会促进．．．

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为缴存家庭提供优惠贷款和免税储蓄的同时,也使缴存家庭消费受到利息损失、流动性约束、贷款额度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住房公积金对不同类型缴存家庭消费的处理效应,评估制度对缴存家庭福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IV-2SLS回归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对无房无贷和有房有贷缴存家庭的消费并无显著影响,仅能提高有房无贷缴存家庭的消费水平。有必要提高制度对缴存家庭住房融资的支持效率,降低制度对缴存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以增进缴存家庭的消费与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