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GSS(2010、2013)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社会地位流动预期以及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水平对我国民众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分析表明:向上的社会地位流动预期、较高的相对收入评价都能显著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绝对收入水平与民众社会公平认知存在倒U型关系;社会地位流动预期对中西部地区民众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显著大于东部地区。相对收入越高认可的不公平程度越高,乐观向上的社会地位流动预期能明显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因此,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公平自由的竞争流动机制,使民众拥有均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社

本文通过CGSS2015数据和有序Logit模型,从"租购不同权"带来的住房权利不平等、住房财富效应导致的家庭资产不平等和区域异质性三个维度论证了住房不平等对居民社会地位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住房权利不平等和住房财富不平等对居民社会地位认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十分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居民单位性质与住房分配状况的交互项不显著表明,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以单位为基础的福利分房对居民社会地位认知的影响不复存在。未来应当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抑制房地产投机带来的住房分配不平等现象,以租购同权破除当前基于住房产权的城市公共资源享受资格权利不平等现象,防范和化解住房分配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地位认知分化风险。

利用CGSS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了社会公平认知、流动性预期对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社会公平认知对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产生显著影响,即使不考虑经济利益动机,社会公平认知依然与再分配偏好显著相关;(2)具有向下流动性预期的居民表现出更强的再分配偏好,即"POUM"假说在中国成立。因此,营造一个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是当前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构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全国5266个居民样本分析发现,民众社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大政府"。而在控制社会地位和公共服务质量感知的情况下,民众赞同"大政府"的倾向越强,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对民众思想观念的塑造和引导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降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压力。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构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全国5266个居民样本分析发现,民众社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大政府"。而在控制社会地位和公共服务质量感知的情况下,民众赞同"大政府"的倾向越强,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对民众思想观念的塑造和引导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降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压力。

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识别出了在今后若干年有购房需求的家庭,并结合房价上涨率将现住房市值调整为期初住房市值,最后在研究收入差距对各省份平均住房面积影响的基础上运用面板Probit(PA)模型和面板Logit(PA)模型对家庭住房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各省份平均住房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富裕程度较低的家庭都在力争与富裕程度较高家庭一样大的住房,最终使得各省份平均住房面积增大;各省份平均住房面积的变动又会显著影响单个家庭的购房决策,除投资和改善居住条件等因素会影响家庭住房需求以外,社会地位关注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随着各省份平均住房面积的增加,家庭基于社会地位关注扩大了住房需求。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社会地位、收入差距与地位性消费支出的关系。首先,自我社会地位认知对消费支出存在积极影响,同时自我社会地位认知对地位性消费也存在积极影响,从影响系数来看,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低于地位性消费的影响。其次,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区域,主观社会地位与地位性消费的关系得到了强化。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政策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第一,应当关注社会舆论导向,避免过度物质化的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倡导健康的消费理念。第二,地方政府应当建立更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第三,推动国家的遗产税征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我国农村居民再分配偏好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为剖析背后原因,本文构建了主观性的社会地位、公平感指标,采用Ordered Probit估计以及中介效应方法探究二者对再分配偏好影响机制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公平感对城乡居民再分配偏好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公平感都受到社会地位的影响;社会地位通过公平感影响再分配偏好的中介效应机制仅在城镇居民中存在,在农村不成立;城镇居民社会地位与公平感对再分配偏好影响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农村居民。研究还发现城镇居民中介效应机制的存在以及社会地位、公平感对再分配偏好更大的负向影响是导致城镇居民再分配偏好弱于农村居民的主要原因。

基于CGSS 2010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从收入公平感知、阶级不平等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和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四个维度对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及社会公平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差异化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差序格局,但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现出"央弱地强"格局;收入公平感知与社会公平感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政府信任,阶级不平等感知的增加会显著降低政府信任,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对地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并不显著。改善经济政治等多领域的不公平状态,增强公民的公平感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能力,有利于缓解政府信任危机。

基于CGSS 2010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从收入公平感知、阶级不平等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和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四个维度对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及社会公平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差异化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差序格局,但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现出"央弱地强"格局;收入公平感知与社会公平感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政府信任,阶级不平等感知的增加会显著降低政府信任,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对地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农”问题是我国相当长阶段内的社会问题,而所有的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人的问题,即农民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四个部分对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其社会地位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找出各种影响因素之后,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深入研究各个因素对农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的贡献大小,进而分析了农民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所得结论逐一分析探讨,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些途径。

文章以职业为基础对我国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使用WVS调查的数据对我国居民的社会地位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差异,企业经营管理者、下层办公室人员和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幸福感水平都高于农民阶层。这一研究结果大体上支持社会地位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的理论假设。

探究我国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稳定义务教育教师队伍,提升义务教育教师职业吸引力提供理论支持。基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2012年对9省20县(区)义务教育教师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定量模型研究方法对我国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整体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我国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整体水平较低;(2)人口学特征中的性别、有无子女两变量能够显著影响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3)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在地区、城乡、学段等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4)职称、年工资、教龄等工作特征变量能够显著预测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

这几年来,我国人才市场的供需矛盾日渐突出,一方面,大量的毕业生一职难求。另一方面,大量的用人单位一人难招。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我国高校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而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却是技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