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费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将企业外部化成本内部化。本文通过分析电力产业2000-2015年的有关数据,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实证检验排污费的环境治理效果。研究表明:排污费对电力产业二氧化硫排放呈现倒"U"型关系;通过EWIEWS软件对排污费与氮氧化物做XY散点图,结果显示两者是正向关系。电力产业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也存在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电力产业能源使用强度与污染排放是正向关系,电力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减低污染排放量,降低二产比重、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减低污染排放,改善环境。通过对比两种污染物的实证结果得出排污价格的提高,排污费用的增加能够促使污染排放的拐点出现;不同污染物出现拐点的价格标准是不同的。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应该提高排污价格和排污收费标准,增强排污价格引导机制。

本文以我国在部分省市调整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排污费在污染减排方面的有效性,以及排污费的减排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排污收费制度对于抑制我国污染排放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还发现提高排污费只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起到了显著的减排作用,并且东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更大,然而对于西部地区,虽然提高排污费也有减排效应,但并不显著。由此从总量减排目标出发,建议设置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环境保护税税率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持续推进污染减排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基于2007年起排污费提高的政策冲击和2004-2013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排污费提高的污染减排效果以及融资约束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提高后,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但产出也受到较大冲击;企业减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主要通过降低污染强度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而中小型企业则主要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基于环境投融资角度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分析揭示,融资约束影响中小企业污染减排,加剧排污费提高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提高绿色金融的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对此，我国采取了各种经济手段以治理环境。文章根据我国３０个省份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排污费、环境类税收及环保投资三种环境经济手段在不同区域的污染减排效果及其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的区域，能显著发挥减排效果的手段并不一致，东部地区为环保投资，中部地区为排污费，西部地区为环境类税收。因此，应加大中西部地区的环保投资总量，同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

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网络数据包络分析模型(NSBM)测算了我国2005—2015年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0个省份的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门限面板模型就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排污费制度对于我国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著的单门限效应:当排污费与GDP之比小于3.023时,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作用系数为0.073;当排污费与GDP之比大于3.023时,排污费征收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小,仅为0.002。从样本期间的平均值来看,除北京、天津、上海等7省份的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较为显著,其余绝大多数省份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印证了"费改税"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排污"费改税"正式启动。文章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将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四类,探讨了不同类型区域排污费的减排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排污费在低工业化、高收入区域,未能发挥减排效果;而在低工业化、低收入区域,减排效果低于两个高工业化区域。总体而言,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排污费的减排效果更显著。为了充分发挥环境税的减排效果,我国应适度扩大环境税征收范围,如将生活类污染物纳入征收范围等;同时,应根据各地工业化水平,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税收政策,以实现工业污染减排的目标。

燃煤电厂脱硫电价补贴是我国利用经济手段促进环境保护的重要政策。本文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地级市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了脱硫补贴对ＳＯ＿２减排的因果效应。补贴政策有效激励了燃煤电厂投运脱硫设施和ＳＯ＿２减排。作为政策受益对象的燃煤电厂的数量每增加１个，城市ＳＯ＿２去除率会提高０．８３２％，去除量会提高３．７％，排放量会降低１％。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分析了政策异质影响。研究表明，设计激励相容的政策，是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

本文介绍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详细评价了该制度在我国的现状。同时进一步比较了排污费和排污税二者之间的异同,研究表明尽管排污费与排污税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但是通过对比两者在设立程序、审批部门、征收主体、征收对象、资金使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执行力度以及是否无偿等方面的特征,可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排污费在征收对象和资金使用方向上更为明确,而排污税则在征收主体和执行力度方面更占有优势,两者各有所长。最后文章针对排污费改税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瓶颈难题进行阐述,如排污收费的费率与税率的转化、污染排放与税基的联系、税目确定、征收方式的制定、减免税收政策的制定等,并对现行排污费的自我...

排污费作为重要的环境治理手段被很多国家广泛应用。基于公共经济税收负担理论和实证产业组织研究框架,提出了企业排污费征收价格传递效应和污染费负担的实证研究框架,以中国重点监控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污染费征收的企业负担。研究结论认为,重点监控企业污染费对多产品企业边际成本、价格和价格加成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和价格,降低了企业的价格加成,这一效应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明污染费征收具有边际成本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存在污染费负担的转嫁机制,在垄断竞争行业尤为明显。过高的污染费转嫁直接影响到这些重点监控企业的经营绩效。据此提出了优化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对策建议。

本文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国２７９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区分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线性计量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进一步从产业集聚动态演化的视角考察了集聚发展阶段变迁对污染减排的差异化影响。线性模型的结果表明，基于环境保护的角度，多样化集聚的发展模式优于专业化集聚。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对环境污染产生了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两者之间呈现一种＂Ｕ＂型关系；多样化集聚的面板门限模型具有３个门限值，表明技术创新、专业的环保产业、闭合的物质循环系统，以及＂拥塞效应＂、路径依赖和结构僵化等因素的交替作用，使多样化集聚与污染减排的关系更为复杂。

环境成本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就业增长?这是评估环境规制政策成本的一个重要层面。本文基于2003年排污费修订的准实验,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排污费修订对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成本上升降低了企业就业增长,缴纳排污费的企业的就业创造率下降,就业损失率上升,企业吸纳潜在就业的能力减弱。但是通过计算发现,这种就业影响在样本整体就业规模中的比重很小。从动态趋势来看,在污染治理投资的挤占效应和需求效应的叠加影响下,环境成本上升对就业增长的抑制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就企业要素密集度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损失更为明显,环境成本对生产性劳动力的挤出效应更强。从企业规模的角度来说,环境成本上升对大规模企业的就业扩张产生了更强的抑制作用,小规模企业则面临着更强的就业损失效应。此外,企业创新能够弥补治污可能引致的就业挤出,进而减缓排污费修订带来的负向就业增长。

从来源和产生机理上看,传统污染物控制措施会对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量度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对成本有效地实现减排目标以及传统污染物和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双赢"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总量减排的"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三种手段为出发点,根据污染减排项目种类和不同脱硫工艺,开发了分类式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评价方法。并据此,以攀枝花市为案例,对其"十一五"29项总量减排措施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总量减排措施对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既有正效益,也有负效应,还有0的情况存在,不同减排技术和措施产生不同的协同效应,但总体上有显著的正协同效益。

在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其“以新代旧、以严替宽”的动态提升是我国工业减排的主要驱动力。基于手工搜集的中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信息构建政策变量，利用2001—2014年中国水污染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标准提升的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和差异化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标准提升显著降低了以化学需氧量为表征的企业水污染排放，基于多种方法开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一结论是可靠的。机制分析显示，企业减排没有以减产停产为代价，而是通过前端清洁生产和末端污染去除的方式共同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标准提升的减排效应在制定出台地方标准、标准提升幅度适中、企业达标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为此，应持续完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有序推进排放标准的覆盖、优化和更新，对不同水平企业分层分级设定排放限值，促使污染企业“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权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分权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不对称成为环境治理有效的主要障碍之一。2007年启动的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是针对环境分权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一项改革举措，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并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信息沟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更缺乏相关经验分析。“重点污染源监控”使被监控企业无法瞒报虚报排污数据，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也通过释放威慑信号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在提升企业生产绩效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不同企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发展模式等具有明显差异，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机制和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污染源监控”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的节能减排，且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重点污染源监控”对被监控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和减排效应，而对被监控国有企业仅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节能效应不显著);“重点污染源监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但对西部地区和非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没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缓解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了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并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技术进步路径和异质性表现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和拓展了外部政策影响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经验分析，并为“双碳”目标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在维护地方政府环境执法权的同时强化了中央政府对企业排污信息的收集功效，改善了环境分权治理中的排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并结合地区实际、行业属性以及企业特征等进行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节能减排。

随着能源经济的发展,PM2.5的排放越来越严重,这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公路出行安全造成了很大危害。文章分析了污染物产生的原因,从会计学角度提出了改进排污计费方法和提高排污成本的措施,期望能对控制PM2.5的排放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作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