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是稳定我国农产品供给、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本文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2005-2015年面板数据,分别采用超效率DEA模型、窗口Malmquist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分析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研究表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整体处于稳定有效状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于技术效率的提高,粮食主产区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各区域间差距现阶段较大,但具有平衡发展的趋势。

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下，土地经营权流转成为了可能，农户耕作面积不断扩大，现代农业发展逐步具备了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东三省作为国内粮食主产区域，天然拥有开展规模经营的条件，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成长；与之对应，各类主体为实现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必然对涉农金融产品迸发出巨大的、多层次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区域内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特点，分析影响农户金融产品需求的各项因素，并明确各类主体对金融产品需求的主要类型。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结合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对６大粮食主产省份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粮食能耗技术效率进行分析，并运用ＧＭ（１，１）灰色预测模型对２０２０年各项能耗量进行预测。研究发现，河南、河北、江苏和黑龙江技术效率较高，山东和四川技术效率较低；在规模报酬方面，河南多个年份均规模报酬递减，其余省份则规模报酬递增；山东各项能耗最优调整量均较高；６省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河南全要素生产率最低；２０２０年各能源要素消耗量均呈上升趋势。并对如何优化能源要素的配置比例、提高粮食生产能源转化效率、化解由于能源滥用引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进行了讨论。

文章基于2001—2015年间我国粮食主产区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变化以及投入要素边际效应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产量变化产生了显著负向的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下粮食产量得以保持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粮食播种面积和化肥使用量的增加;农村老龄劳动与化肥以及机械等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正常劳动、粮食播种面积、农药、农用薄膜等要素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农村老龄劳动比重的增加减弱了化肥以及机械对粮食产量变化的边际作用,但强化了正常劳动、粮食播种面积、农药、农用薄膜的边际作用。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重背景下,既要保持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又要实现绿色粮食生产,需要在保护地力,提升耕地质量,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以及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等方面采取合理的政策。

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工资性收入衡量的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不断上升,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基于2000年～2016年粮食主产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对粮食价格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每提升一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平均上涨约0.13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已经成为影响粮食价格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粮食种植者收益,努力缩小农业经营收入与其他行业收入的差距,降低劳动力机会成本对粮食价格的影响,确保在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粮食价格平稳运行。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China,rural household's consumption behavior 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 has being changed,which influence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olicy.In this article,we use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 to estimate th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expenditure and price(own price elasticity and cross-price elasticity) and then to analyze food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 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The results show that foods such as rice,wheat,pork,beef 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 have the positiv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expenditure.According to the cross-price elasticity,the demand for eggs,mutton,beef and pork is more affected by the fluctuation of other food's price,while the demand for the wheat,rice,maize and soybean is less affected by the fluctuation of other food's price.Based on the results,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such as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expanding the animal food production,stabilize food's price,are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ly in the article.

以东北粮食主产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36个行政村农户为调研对象,以当地生态环境现状、群众参与生态管理活动意愿为调研内容,分析农户对当地农村生态环境的认识水平和参与生态管理的态度、意愿,并在调研数据汇总和计算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模式。

粮食主产区在中国农业生产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有利于实现农业长期、稳定增长。本文运用1993—2007年粮食主产区13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公共产品投入对粮食主产区农业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农村教育、农村电力、农村公路和农田水利等公共投入对农业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农村教育的弹性最高,农村电力的贡献份额最大。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粮食直补的传导机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从整体上检验了粮食直补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并利用DEA方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4~2008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主产区粮食直补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无效率;粮食直补的Malmquist生产率年均增长3.6%,这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及规模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纯技术效率的改进。

文章基于松花江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视角,采用2004-2013年的中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运用SFA模型,测算了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及其时空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种粮劳动力、种粮机械动力、种粮农药使用量和时间变量与粮食产出显著相关;三大流域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均表现出上升态势,但上升幅度逐年递减,且长江流域的技术效率上升幅度显著大于松花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排名相对稳定,技术效率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长江流域的湖南和江苏以及松花江流域的吉林,分别位列第一、第三和第二,排名最后三位的省份分别是湖北、安徽和江西,均属于长江流域;在省际层面,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较高和较低省份的技术效率差异变化较大,处于中间水平的省份变化较小;在流域层面,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差异由高到低依次是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不同流域的技术效率差异呈现递减趋势,在总差异中,流域内差异占主导地位。

文章基于松花江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视角,采用2004-2013年的中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运用SFA模型,测算了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及其时空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种粮劳动力、种粮机械动力、种粮农药使用量和时间变量与粮食产出显著相关;三大流域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均表现出上升态势,但上升幅度逐年递减,且长江流域的技术效率上升幅度显著大于松花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排名相对稳定,技术效率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长江流域的湖南和江苏以及松花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背景下,粮食安全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问题。本文将全国主要的11个粮食主产区分为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和经济欠发达主产区,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在全国粮食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经济欠发达主产区,该效应显著为负。因此,考虑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劳动力流动和粮食安全政策,例如在欠发达主产区更关注耕地的使用效率和农业技术推广,在较发达主产区更关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将有利于从粮食供给安全视角实现中国的粮食安全。

加大公共产品投入是推动粮食主产区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安徽省为例,运用来自17个地市54个行政村的村干部调查问卷资料,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主要因素包括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行政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村所在的地理环境及人口特征等,经济发展好的农村得到的公共产品投入较多,而贫困落后农村得到的公共产品投入则较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面子工程"和"人情因素"。

基于全国粮食主产区1980、1990、1996、2000和2008年县域数据,通过分析其农村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演进特征,对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增长的政策影响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980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整体趋于收敛,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之间的差异在1980—1990年有所降低,1990年之后逐年增大,表现出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的相对低谷性。1996—2008年,粮食主产区第一产业比重由38.6%降为19.9%,农业劳动力比重由73.4%减至57%,而乡村人口比重则由85.7%缓慢降至82.3%。粮食主产区总体发展缓慢的根源在于耕地保护制度、粮食生产约束等政策性限制对该区域发展权益的剥夺,而相关政策对于解决其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存在局限性,未能处理好国家、地方政府、农户三者的利益关系,导致粮食主产区难以发挥农业产量高和质量优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后发优势,从而陷入增产不增收的恶性循环。

本文认为,粮食主产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所在村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地域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加大粮食主产区农村的基础教育投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水平,提高粮食主产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扩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地域,使劳动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粮食主产区应该发展适合当地情况的第二、第三产业,提高当地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尤其是保证年龄较大的农村劳动力可以有机会在当地实现非农就业;粮食主产区的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工作,提高农村劳动力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