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采用VAR模型研究政府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动态关联性,克服了传统静态回归的缺陷。在经济周期波动指数构造上,对经济增长,就业和消费三个领域波动状况进行综合提取因子,在政府投资衡量上,即包含物质资产投资部分,又融于无形资产投资部分,衡量更加严密。研究结果证实政府投资对经济周期波动短期内产生巨大的冲击作用,冲击力随着周期不断缩减,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更多是源于自身的冲击作用。

投资波动是形成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投资波动性具有经济增长率的减损效应,因而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适度的光滑性。实证结论表明,目前我国投资增长率和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的趋势水平之间具有方向不同的相关性,投资需求波动的平稳性是经济波动稳定性的主要原因。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基础设施等低产出投资比重过大,导致投资率形成较弱的产出驱动能力。为此积极财政政策需要适度修改期限结构和投资结构,以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从理论上来看,宏观经济周期是反映整体经济波动的经济变量,而中观的产业结构又是构成宏观经济的重要载体,因此,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章选取1952-2011年的我国GDP和产业结构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和VAR模型来分析产业结构和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程度。研究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同样,经济周期波动也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显著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的Granger因果关系。

文章对我国1952~2009年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识别和检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特征,发现二机制状态的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对于刻画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比较适合,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比较平缓。

省级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对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实际GDP增长率视为经济周期波动，基于时变相关系数测算我国2005—2023年31个省份的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分析其时变特征，借助时变一致度指数和FMM聚类，从周期阶段视角深入探究周期波动同步性的变动原因，并分析不同宏观经济因素对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样本期内，我国省级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然后再上升，最后趋于稳定的趋势变化。其中，2011年2季度至2019年4季度的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经历了初期缓慢、中期加速、后期稳定的阶段性下滑；2020年后，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快速提升，并在较高水平上保持稳定。在多个时间段，存在与其他省份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有较大差异的关键省份。产业结构异质性可能是这些差异出现的主要原因。第二，在同步性下降阶段，各省份周期阶段的时间错位程度有所增加，但形态特征差异才是下滑的主要因素。以各省份平均周期阶段形态特征为依据，通过聚类分析，除湖北因新冠疫情影响被单独划分为一类外，剩余省份被划分为短周期低波动和长周期高波动两类。前者所含省份普遍有相对更强的经济韧性或更多元的产业布局，后者所含省份通常受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影响较大或产业结构布局相对单一。属于同一类别的省份并无显著的地域特征。第三，实证研究表明，地理距离的拉近并不能显著提升各省份的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放松地域限制后，属于同一周期阶段形态特征类别的省份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更高。经济规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相似度、物价水平差异、财政政策差异和对外贸易差异均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产生影响。但在同步性的上升、下降和稳定阶段，具有显著影响的宏观因素存在一定差别。经济规模以及产业结构相似度的提升在任何阶段均会显著提高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基于此，应坚持推动各省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强区域内周期差异化省份的协调合作，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治上的业绩激励和经济上的财政利益激励,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而由于投资具有直接且强劲的经济增长效应,地方政府势必在投资规模上展开激烈的竞争,由此将产生省份总投资冲击进而影响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本文将地方政府投资竞争、政府投资冲击、非政府投资冲击和经济周期波动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利用动态因子模型和贝叶斯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地方政府投资竞争通过省份总投资冲击影响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非政府投资规模上的竞争加剧了全国经济周期波动,而在政府投资规模上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经济周期波动。

石油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其价格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世界石油价格波动近100年的历史表明,油价与全球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成为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的"晴雨表"。针对目前世界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的态势,对石油价格波动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以期在后期研究中能对世界石油价格未来的走势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和谐发展是当前社会生活的主题,而金融市场缺陷对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研究这种放大效应的机理具有重大意义。企业为了抵御外部融资约束、出于预防性动机而持有的现金反映了市场缺陷信息,从而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但已有的研究缺乏对这种相关性的专门探讨。本文从理论上阐述经济周期波动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作用机理,提出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具体思路。

本文认为关于经济周期与证券市场波动关联性研究结论的分歧源自仅注重样本区间内整体关联性的检验,忽视了分析经济增长不同阶段与证券市场波动的特定关联性。基于向量SWARCH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GDP增长率与证券收益率间的关联性,结论表明,虽然“整体关联性”检验不支持经济周期与市场波动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的结论,但“状态相关系数”却显示两者间的关联性具有“区制转移”特征,并体现了对前者依赖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效应”。

通过研究1979—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和协动性水平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省域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平滑化、微波化特征,1995年后协动性水平明显增强,密度、距离、分割、异质性(即"4D")对省域经济周期协动性均具有显著影响。在"4D"影响中,地理毗邻与周期协动性负相关,反映出我国相邻各省域间分割严重,行政和贸易壁垒问题较强;人均GDP差距与周期协动性正相关,反映出我国省域经济周期协动性水平整体虽然提高,但人均收入扩大的趋势尚未改善。在分区域"4D"影响分析中发现,东部地区受外商直接投资度、产业结构差异影响最大,中部地区受对外开放度、人均GDP差距影响最大,西部地区受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差异影响最大。地理毗邻变量在东、中、西部三地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三地内部省域分割仍然比较严重,区域一体化程度有待提高。

本文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产业结构失衡和调整的影响。本文在科学界定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这一典型事实后,基于波动周期阶段分别对我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失衡度的变化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性波动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经济周期性波动是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基本原因。由此,本文提出了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实现我国产业优化调整和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从已经经历的十轮经济周期看,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变迁、低效的政府投资和经济结构不平衡。针对这些因素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有助于熨平我国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利用1979年至2004年之间中国GDP季度数据,采用三区制马尔可夫均值和方差转移的二阶自回归(MSMV(3)-AR(2))模型和贝叶斯Gibbs抽样非参数估计方法,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MSMV(3)-AR(2)模型对我国经济状况提供了很好的拟合,显著支持增长率序列具有三区制状态:低速增长阶段,适速增长阶段和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各个增长阶段的均值、方差、阶段性之间的转移概率的不同。我国经济周期的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各个增长阶段的自维持概率和阶段性之间的转移概率的不同。此外,我国经济"适速增长阶段"的稳定性最高,"高速增长阶...

通过对比我国保险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图发现，保险周期并不是严格顺经济周期持续，而是在总体上顺周期特征下，保持保险业市场波动的自身特点，其波动频率及波动幅度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我国保险市场波动既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保险业自身产业政策的显著影响。此外，寿险与产险两大市场的波动性受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并不一致，保险监管部门应始终监测并充分考虑分险种市场的不同波动特征，以提高逆周期监管的有效性。

一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不存在直线式的增长,现代机器大工业建立以后的市场经济更是出现了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波动情况(以GDP实际增长率代表)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长度规则、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振幅减小"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特征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得到初步完善,但同时在今后的宏观调控工作中应该:必须尊重经济波动周期性的规律、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第三个经济周期学习和借鉴宏观调控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