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适用离不开法律解释,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部门法,税法的适用同样需要法律解释。当前,除了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税法解释更多表现在行政解释方面,基层税务机关适用最普遍的也是税法的行政解释。但是当前税法行政解释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正视我国税法行政解释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其与税收法治的冲突,努力提高税收建设法治化水平。

法律解释的目标不在于探求法律文本的原意,而在于将立法中抽象的正义转化为适合于个案判决的具体的正义。税法解释的最终目标是具体的税收正义,而此最终目标必须通过基本目标、规范性目标和法律滥用禁止目标等次级目标的视域融合而实现。据此,税法解释应当遵循以合法性解释为基础,以合目的性解释为补充,以法律漏洞填补为例外的原则。

税法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我国的税法行政解释一向秉承"谁制定,谁解释"的权力模式,解释权由高层行政机关垄断行使,解释形式斑驳繁杂,解释程序随意简单,且人大、法院的监督权严重缺位或虚置。而一般税务机关仍然行使着事实上的执法解释权。因此,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利于增强税法行政解释的正当性。

税收法规是需要解释的，经济交易是以解释定性的，解释功能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功能，税法解释是执法的核心环节。本文以三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税收管理案例，从不同侧面反映税法解释面临的种种冲突，进而归纳以税法解释冲突的三种情形，讨论并提出税法解释的三个原则。

税法行政解释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明确授权或依职权就税法的适用执行向下级机关发布的命令、指导有关税法条文、税法规范、税法概念、税法原则等所作的解释。在我国具有税法行政解释权的行政机关主要包括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以及地方政府和地方税务机关。税法行政解释的目的在于保证税法的正确实施,提高税收效率,实现税法的价值。随着2016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开,中国税制改革

无偿划转房地产源于我国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这一特殊背景之下。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也常常出现无偿划转房地产处置行为,现行税收法律并没有对这一行为的课税作出具体规定,主要税务处理依据是财税部门的相关通知、公告,这有违于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等原则。无偿划转房地产并不具有可税性,应在现行税法中明确规定,无偿划转房地产处置行为不予征税。

境外投资者购买和转让中国境内公司股权的交易正日渐频繁,随之而来的中国税收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下文简称《外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在中国境外转让中国股权的收入是否征税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税务总局目前对《外税法》有关条款的解释也值得商榷。从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法解释原则分析,《外税法》第19条中的“其他所得”并未包括非居民股权转让所得,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通过修改法律明确此项纳税义务。

税法解释实践中,时常面临"对国库有利"还是"对纳税人有利"的两难选择。基于财政需求,实践中多偏向"对国库有利"的方向进行解释。但作为一种类似于格式合同的非典型公法之债,解释机关更须遵循债之解释的普适性原理。故,当遇有税法不明或课税事实不明等情境,且存有两种以上的理解时,应该秉持"不利解释规则",做有利于规则接受者的解释,即奉行税法解释上的纳税人主义立场。尽管如此,对于纳税人主义在税法解释中的作用,仍应理性评估、客观对待。不能低估但也不宜过分高估;不能缺位行使,更不能越位适用。仅当对解释对象已经采用"通常理解规则"进行解释,且无法得出确切的解释结论时,方可启用纳税人主义。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不同解释方法而致的错乱纷杂的解释结果之间厘清头绪,找到各方均可接受的唯一正解。

税法解释实践中,时常面临"对国库有利"还是"对纳税人有利"的两难选择。基于财政需求,实践中多偏向"对国库有利"的方向进行解释。但作为一种类似于格式合同的非典型公法之债,解释机关更须遵循债之解释的普适性原理。故,当遇有税法不明或课税事实不明等情境,且存有两种以上的理解时,应该秉持"不利解释规则",做有利于规则接受者的解释,即奉行税法解释上的纳税人主义立场。尽管如此,对于纳税人主义在税法解释中的作用,仍应理性评估、客观对待。不能低估但也不宜过分高估;不能缺位行使,更不能越位适用。仅当对解释对象已经采用"通常理

自现行宪法1982年公布以来,违宪审查以及蕴含在违宪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机制一直是宪法学界的热门话题,有关文章汗牛充栋,以此为主题专门召开的研讨会也不计其数,2009年部分学者草拟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对宪法解释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此后宪法解释一直是许多宪法学人念念不忘的主题之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8年修改宪法时,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是我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在名称上首次出现"宪法"一词,意在为宪法监督与实施提供组织保障。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自此,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作为我国当下宪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已经呼之欲出,引人瞩目。1982年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一制度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规范层面上。在学界长期不懈的呼吁下,尤其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宪法解释机制的启动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宪法解释的切入点在哪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主体又是宪法解释主体的体制下,宪法解释的空间何在?如何协调立法程序和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方法与法律解释方法到底相同还是不同?宪法解释的效力应如何确定?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基础性制度线索中,"宪法解释"处于什么地位?该如何发挥作用?本人受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组织了本次笔谈。六位学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圈可点。

高职会计电算化专业税法课程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涉税处理能力的重要途径。针对税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在教学中应采取"教学做一体化"的方法;加强税法实践教学教材建设;序化税法实践教学内容;加强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和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建立以学生职业能力为标准的考评机制,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担当重要角色的税收法律也在随之进行调整,特别是涉及面最广、牵扯到每位纳税人切身利益的个人所得税。2019年1月1日,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个税法的此次改革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文章通过对税改具体内容的详细解读,洞悉本次税改的亮点,领悟税改的重大意义,探索税改的趋势,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针对当前税收领域存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明确了企业所得税征收的原则和方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规范了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办法及其标准,完善了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了税收征管。新法的制定,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反映了党和国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思路和方略,是税收法定原则的体现,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走向成熟。该法的制定符合WTO体制的基本要求,尊重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标志着税收立法技术走向成熟规范。

税法解释是税收法治任务落到实处的关键,因此推动税法解释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在税法解释上囿于税收法定主义和行政解释强势的原因使得作为税法解释主体的司法解释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和具体案件关联的解释活动无以展开,严重影响了税收法治实现效果。结合西方国家税法解释理论和实践情况,从理论上把握税法解释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关系,对我国亟待完善的税法解释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