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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梁涛   张春生  
分析2015—2019年、2022年以来两个阶段强美元周期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典型事实,通过对比这两个阶段,指出未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可能面临流出进一步加剧、流入减少以及外汇储备较大规模流失的风险。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美利差倒挂、人民币持续贬值、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未来经济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等国内外环境变化,提出缓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对策建议:一是继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二是持续提升系统性风险的识别、监测和防范能力;三是重点关注、防范跨境资本通过非管制金融机构流出;四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跨境资本双向均衡发展;五是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
[期刊] 商业经济与管理  [作者] 彭星  刘潋  李斌  
文章基于2006年10月至2018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理论模型和MSVAR模型分析美元周期性波动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非对称效应。研究表明,中美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效应,当投资者不存在恐慌避险情绪时,利差的变化将不会引起大规模的跨国资本流动;美元指数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美元升值将引发跨境资本流出,且冲击效应持续时间明显长于利差冲击;避险情绪指数和人民币汇率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较弱,但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加息和缩表后美元升值对资本外流的推动作用明显强于加息和缩表前,表明第三轮强周期下美元升值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更大。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何知仁  吴君  
文章利用全球跨境信贷的量价变化关系识别了全球信贷周期,讨论了全球信贷周期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实证结果表明,即便存在资本管制,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依然受到全球信贷周期的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资本流动所受影响的方向存在差异,折射出全球信贷周期具有多种不同的溢出作用机制。概括而言,全球信贷周期可能通过金融渠道影响中国证券投资,通过金融和国际贸易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其他投资,对中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上升能够削弱全球信贷周期的溢出效应;相反,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中国双向跨境资本流动,并在总体上导致净流出。据此,文章主张稳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期刊] 银行家  [作者] 汤柳  
伴随美元加息的步伐,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压力,这使得我国资金流出规模放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压力陡增。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此形势下,明确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成因并做好相关应对,对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尤为重要。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成因分析风险成因之一:金融外部性贷款约束的放松。汇率和资产价格的上升提高了借款人抵
[期刊] 银行家  [作者] 汤柳  
伴随美元加息的步伐,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压力,这使得我国资金流出规模放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压力陡增。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此形势下,明确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成因并做好相关应对,对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尤为重要。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成因分析风险成因之一:金融外部性贷款约束的放松。汇率和资产价格的上升提高了借款人抵
[期刊] 金融研究  [作者] 孙天琦  王笑笑  
本文揭示了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机制,并以美国为外部经济代表,基于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主要来自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分类看,其他投资波动较大;方向上看,流入波动要大于流出波动。(2)利差、汇差、资产价差(股指变动差异和房价变动差异)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汇差和资产价差对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尤甚。(3)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变动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比对资本流出的影响更明显。(4)近年来,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减弱,汇差和资产价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增强。结果说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要关注其他投资资本流动大幅波动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共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朱超  范志国  
文章从全球中心经济体提取全球信贷周期因子,根据量价变化组合,将全球信贷周期划分为需求扩张、供给扩张、供给收缩、需求收缩四个阶段,研究了全球信贷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其动态特征。从周期特征看,需求扩张提高了跨境资本流动,供给扩张降低了跨境资本流动,供给收缩影响不显著,需求收缩降低了跨境资本流动。从动态影响看,需求扩张对跨境资本流动具有先促进后抑制再促进的动态影响,供给扩张对跨境资本流动具有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动态影响,供给收缩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长期影响不显著,需求收缩对跨境资本流动具有长期负向的动态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未发挥“稳定器”作用,并不能隔绝全球信贷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信贷周期扩张阶段(需求扩张、供给扩张)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反应更敏感。
[期刊] 金融与经济  [作者] 杨继梅  李典毓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期刊] 金融研究  [作者] 谭小芬  虞梦微  
本文从全球42个主要的股票市场指数提取全球股票市场因子,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代理变量,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总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全球股票市场因子(全球风险规避和不确定性)上升时,跨境资本流入显著下降;(2)一国处于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增速和利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减弱;(3)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或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越强;(4)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尽管不能完全隔绝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但相比固定汇率制度,可提高一国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冲击的能力;(5)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是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并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一国应夯实经济基本面、采取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措施,以缓解全球金融周期给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期刊]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彭欢欢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无法解释国内偏好(Home Bias)和资产异质性(Idiosyncratic Asset)问题,因而无法全面阐释金融危机时期国际资本流动。通过大量文献将投资组合理论引入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ODSGE)模型较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与此同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从一阶矩扩展到二阶矩,即由单独关注收益因素到关注收益因素并关注风险因素,构建了研究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周期波动一般性分析框架。这一新进展对于研究中国实施资本管制和构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对以上研究
[期刊] 世界经济  [作者] 荆中博  李雪萌  方意  
本文从周期角度出发,构建结构模型和双重ΔCoVaR模型,探究跨境负债和资产的扩张或收缩对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结果显示:第一,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银行部门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跨境负债波动的溢出效应强于跨境资产。第二,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通过影响中小银行风险承担和风险实现以及大型银行的风险放大作用影响银行部门。特别地,股份制银行在受冲击和风险放大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第三,跨境资本扩张带来的风险承担会显著提高未来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实现水平。本文为提高跨境资本管理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期刊] 武汉金融  [作者] 彭星  田龙鹏  向婧  
本文将美元周期纳入中国金融周期测算指标体系进行测算和评价,并运用TVP-VAR模型分析金融周期不同阶段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时变性,同时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模型。研究表明:(1)2005年1月至2019年4月中国金融发展呈现三个周期;(2)金融周期与跨境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具有一致性,金融周期上行有利于跨境资本流入,而金融周期下行则可能引发跨境资本流出;(3)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呈现倒"U"特征,伴随金融周期指数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净流动先上升后下降,且三次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4)纳入金融周期后的监测预警指数对跨境资本流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为有效应对顺周期金融风险,需建立逆周期管理机制。
[期刊] 金融理论与实践  [作者] 韩绍宸  杨诗琦  
在“二元悖论”理论框架中,全球金融周期作为重要的冲击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有着重要影响。中心国家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和基金渠道传导,导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共振,从而产生全球金融周期的现象。全球金融周期冲击导致投资组合流动和信贷流动产生强烈的顺周期性,这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更加明显。同时,危机引发的“涡轮增压效应”放大了全球金融周期的冲击作用。为有效防范外部冲击,需在宏观经济基本面、金融发展和浮动汇率制度等方面不断着力,并运用资本管制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杠杆率限制等政策工具,提升资本流动管理能力。
[期刊] 上海经济研究  [作者] 韩绍宸  巩冰  时梁  杨诗琦  
各国金融状况相关性和联动性的逐步增强导致全球金融周期现象的出现,“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相互取代对政策选择提出诸多挑战。危机期间美国货币政策紧缩、风险因素上行对资产价格、信贷增长、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作用明显增强,仅靠浮动汇率制度已无法隔绝外部冲击,需要利用资本流动管理降低金融连接强度,“二元悖论”成立;非危机期间金融市场波动性下降,浮动汇率制度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明显提升,“三元悖论”成立。为防范外部冲击、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需有效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和杠杆率限制降低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危机期间使用资本管制政策限制资本流动,通过建立风险水平的监测体系,选择适宜的时间窗口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
[期刊] 经济问题探索  [作者] 张斌  于春海  刘翠花  
随着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资本流动稳定性也在发生深度调整。然而,由于全球金融周期的动态变化,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市场化等不同金融开放形式与资本流动稳定性之间可能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以52个国家1987—2018年跨国数据为样本,使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详细考察金融开放、全球金融周期与资本流动稳定性之间的深层关联。主要结论如下:(1)将全球金融周期作为转换变量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市场化对证券类和信贷类资本流动波动的影响均存在非线性转换特征,但对FDI类资本流动的非线性影响不明显;(2)资本账户开放会加速资本流动波动,而随着全球金融风险提高,这种加速刺激会逐渐强化。当全球风险达到特定门槛,资本账户开放的边际影响会发生结构突变,加速器效果将更加明显;(3)汇率市场化虽然能一定程度抑制资本流动波动,但随着全球风险上升,其自动稳定器效果会弱化。当全球风险达到特定门槛,汇率市场化的边际影响也会发生结构突变。特别地,其对证券类资本流动波动的影响将由缓冲器转化为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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