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异地高考政策对随迁子女教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使得地级市小学在校生数增加了４．０％，约新增１．２３万小学生。同时，在围绕处理组界定标准、政策是否被预期所展开的稳健性分析中，该结论依旧成立。对于省会、流动人口较多、规模较大的城市，异地高考的政策效应更大。此外，在对异地高考政策准入条件的考察中，就读年限（＞３年）以及父母居住年限（≥３年）的要求分别致使小学生人数减少４．６和４．３个百分点。

利用2000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201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匹配城市层面经济社会指标,从地级城市"市辖区"层面上考察迁移劳动力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迁移对产业升级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迁移劳动力对产业结构转变存在显著影响,城市迁移劳动力比例提高推动经济结构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变。第二,迁移劳动力对产业的生产效率有积极影响,迁移显著提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显著提高第三产业内部高技术行业比重,迁移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质量提升都有积极影响。第三,迁移显著提高非农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检验机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促进城市产业升级。劳动力流动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过程,城市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吸引人口和劳动力流入,对于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深远意义。

以中国26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PPP模式对财政压力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发现：实施PPP模式显著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PPP模式主要通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提高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两个路径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PPP模式缓解财政压力的效果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效果最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不显著。建议通过完善PPP法规体系，合理配置PPP资源，分层设立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控PPP模式财政风险等措施，提高PPP模式的经济和财政治理效能。

本文利用2000～2015年全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以地生财"行为总体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以地生财"行为会带来"人地失调"的城镇化格局、"去工业化"效应和扭曲的公共品供给结构,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各区域存在显著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当前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摆脱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路径依赖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设计包含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化程度5个方面等维度的区域发展指标体系,并构建区域塌陷指数,从纵向和横向比较视角,对2008—2017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区域塌陷状况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区域塌陷呈现出明显的蔓延趋势和差异化格局。在纵向比较视角下,中国区域塌陷的综合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并且在分维塌陷指数上呈现出国际化程度塌陷>环境塌陷>综合水平塌陷>人口塌陷>经济塌陷>社会塌陷的塌陷格局。在横向比较视角下,中国综合塌陷型城市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并在塌陷程度上呈现国际化程度>综合水平>社会维度>人口维度>经济维度>环境维度的差异化格局。(2)不同尺度下区域塌陷指数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区域塌陷指数大体上随着城市等级的上升而减小,国家级城市的区域分维塌陷指数表现总体上优于非国家级城市。在纵向比较的视角下,东部地区以及所在城市群区域的综合塌陷指数均高于西部地区,而在横向比较视角下则恰恰相反,东北地区综合塌陷指数则在不同比较视角下均处于塌陷区间。

绿色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等。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创新，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劳动力素质和优化产业结构来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城市的地理区位、非公有制经济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等异质性因素，使得数字金融赋能绿色创新的效果差异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内溢出效应仍是数字金融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核心机制，空间溢出效应整体上并不显著，但其子维度则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积极推动实现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基础设施体系，以数字金融为发展契机，制定分类差异化的支持政策，释放数字金融发展红利，引导绿色转型。

文章从人口城镇化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城镇化、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影响,并利用2010～2014年中国地级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短期内为满足市政建设、公共品供给等资金需求,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地方债务规模边际增长;城镇人口密度增加的公共品拥挤效应大于人口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人口流动过程中公共支出刚性需求增长成为诱发政府举债水平上升的重要原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质量是化解地方政府长期债务风险的决定性因素。据此,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与使用监管,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有效衔接,加快城市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等,以促进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

针对中国官员考核中出现的"官出数据,数据出官"现象,本文通过搜集整理2002-2014年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考察了官员的任期和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完成情况的影响,重点关注了"官出数据"的经验证据。研究显示:(1)相对于市长,市委书记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影响更大。市委书记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制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2)市委书记在任期内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3)中西部地区和三、四、五线城市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对经济目标的制定和完成情况的影响更强,东部地区和一、二线城市市长任期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的影响更明显;(4)党代会的召开和省与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经验证据,有助于对政府经济绩效目标制定和考核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针对中国官员考核中出现的"官出数据,数据出官"现象,本文通过搜集整理2002-2014年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考察了官员的任期和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完成情况的影响,重点关注了"官出数据"的经验证据。研究显示:(1)相对于市长,市委书记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影响更大。市委书记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制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2)市委书记在任期内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3)中西部地区和三、四、五线城市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对经济目标的制定和完成情况的影响更强,东部地

在分析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竞争过程中的土地价格竞争、土地财政依赖与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分析与检验方法对2003—2014年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土地出让竞争行为与经济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出让价格竞争与城市生产率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合理的土地低价出让行为有利于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提高。而土地财政依赖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与错配,抑制了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土地出让价格竞争和土地财政依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需要地方政府通过适当的土地低价出让价格来招商引资,并减少政府土地财政依赖,优化地方政府产业结构、引导市场竞争以及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等方式来提高城市生产率。

本文使用中国2000-2013年1 130位地级市市长的信息,探讨了官员晋升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影响官员晋升速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官员晋升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临界值为1/26(即工龄为26年时),且中部地区官员晋升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强于东西部地区。对官员晋升速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官员个体特征和政治关系对晋升速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具体而言,官员参加工作时的年龄、学历、汉族身份等个体特征对晋升速度有显著影响,性别、专业背景的影响不显著;跨省交流和省级任职经历对官员晋升速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中央任职经历的影响却不显著。

构建了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理论模型,并提出了14个作用关系假设。在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以我国268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SEM)对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实证分析。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了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经验模型,并得出了区域智力资本及其要素(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系数。

地方政府财力的差异决定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作为平衡地方财力的重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差异化影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在探究转移支付的公共服务供给效应时较少考虑这种双重压力的影响。 本文认为：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进而提升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更能促进财政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经济建设领域，进而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抑制作用。以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为样本的经验分析证实了上述观点：地方政府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显著正相关，而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存在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门槛效应，表现为随着压力的增大这种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负向作用的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转移支付可以直接显著地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而对经济赶超压力的作用较为间接并可能不明显。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分析了纵向财政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及转移支付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考察了在不同的压力下转移支付激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异质性，有助于深入认识转移支付的公共产品供给激励机制；同时，以地级市为样本的经验分析能够为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促进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中欧班列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交通纽带和空间载体,不仅提高了开通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也加速了所在区域的要素资源流动,为城市创业活动注入新的动能。本文利用2004—2019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欧班列显著促进了开通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在于,中欧班列通过贸易开放效应丰富了创业机会并通过金融发展效应缓解了创业融资约束,从而使开通城市创业活跃度进一步提升。本文补充了中欧班列在城市创业层面经济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加速将中欧班列带来的机遇优势转化为当地的经济优势提供了政策参考。

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成员需求是国家治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2010—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共2 538个样本数据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横向税收竞争显著削弱了地方政府对辖区居民的回应性，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普遍性，不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原因在于，横向税收竞争减少了地方政府可以用于回应辖区居民需求的财政收入，导致了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缩减，从而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既有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的研究领域，为规范税收竞争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也丰富了有关政府回应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相关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