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指出，到２０２０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到２０２０年，要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那么，如何来衡量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就成为评价＂十三五＂脱贫攻坚成就的重要问题。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

脱贫与贫困人口的消费周万钧一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城乡消费关系上提出了新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１９８７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为１：２．３７，１９８４年缩小至１：１．７１，１９９４年又扩大到１：２．６。如果把城...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减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文章认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根本办法,产业发展为中国大规模减贫提供了直接驱动力。以产业发展助力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要协调好市场机制驱动与政府政策保障的关系,确保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与贫困人口真正受益;推动产业扶贫效益提升与模式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贫困地区产业竞争力;坚持"内生"与"外引"双向发力,培育壮大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新型市场经营主体;完善职业教育与技术技能培训,加快培育能够适应产业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与产业工人;统筹整合财政资金,强化金融创新支持,助推扶贫产业发展壮大;夯实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地的产业基础,引导搬迁人口不断增强就业与经济社会的适应能力。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褚春阳（河南省洛阳市统计局）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扶贫工作被列入了１９９４年政府工作报告，并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加大扶贫力度。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对贫困地区而言贫困人口的脱贫出路在于：（１）选好基层...

本文对全国2300多个县进行逐一筛选、分析,认为当前全国的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较集中地分布在6个省区的125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而其中的61个县聚集着我国农村最贫困的大约为1500万的人口。在对其贫困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与一般贫困地区不同,这一特殊贫困地区需要具有创新性、高效性、长期性的扶贫措施。

本文就中国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加大力度和推进深度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策划了团结互助扶贫、分类扶贫、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引入市场机制等多方面的扶贫机制转换，并讨论人力资本投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减少贫困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扶贫主攻方向与反贫困目标。最后还特别强调中国开展扶贫的优越条件和卓越成效，提出发挥优势、稳步发展的总体原则。

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开展农村贫困人口职业教育培训是重要措施之一。首先阐述对农村贫困人口进行职业教育培训的必要性,接着分析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职业教育现状,最后提出明确职业教育培训对象和任务;树立职业教育脱贫意识,增强职业教育脱贫自信;因人因地而异,创新培训内容和模式;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建设,整合、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培训等农村贫困人口职业教育脱贫的对策。

农村陷贫、发展受限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棘手问题,于是,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来应对解决这一问题。扶贫先扶志,扶志靠教育,因此,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再在精准扶贫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教育存在诸多问题,资金缺乏、资源分布不均、扶贫机制不健全等。所以我们要加大招生宣传,精确地找到贫困人群,在此基础上对这部分人员进行帮扶、培养,以帮助其实现精准就业。通过不懈的努力,让教育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保障。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时间紧、任务重。如何精准发力如期全面完成任务?农村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是战略重点,需要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方面要多渠道增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按现行标准,我国2020年贫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要达到4000元人民币;另一方面,要致力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建设美丽乡村。这就要求在扶贫工作中严格对标,扬长补短,进一步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个体贫困、群体性贫困和区域性贫困特征,收入构成和生活短板,应当将政府扶贫、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参与扶贫、社会力量扶贫整合起来,创新扶贫方式,推动农村贫困人口持续高质量脱贫。海南共享农庄是农村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模式的有益探索。

近年来，辽宁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在不断降低，但相对贫困问题突出，区域集中化明显，扶贫成本越来越高。受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和区域自然经济环境的影响，脱贫难度越来越大。要完成全省８１．４万国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建立贫困人口识别机制，规范贫困人口的帮扶机制，完善扶贫的保障机制，强化扶贫的考核机制，增强扶贫的精准性。

背景 变革的时代往往也是“多事之秋”。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关系被重新构造,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经济地位也在随时发生变化,由此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当不在意料之外。如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路线是自乡村而城镇展开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突出地表现在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上——从改革开放前夜的2.5亿降至目前的6500万。与此同时,随着城镇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的打响,昔日的保障就业制度开始瓦解,不少国有企业面临极为严峻的生存问题,在“低工资、多就业”模式下存在多年的“隐性失业”现象开始公开化,大量冗员被推向社会,相当一部分下岗人员因为收入的突然减少而陷入了贫困的境地;问题的另一端是,大量的离退休职工也因为所在单位不尽人意的经济效益不得不去面对离退休金得不到保障的窘境,本来这些老职工的收入就十分有限,如此一来,自然是“雪上加霜”。新贫困阶层的出现和脆弱人群的扩大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性社会问题业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新话题。

中国贫困人口的消费与贫困标准及消费标准密切相关。政府可以根据消费标准制定及实施中国贫困人口的消费政策。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应优先解决贫困人口的消费问题。我们应正确地引导中国贫困人口的消费。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地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on the poor in Harbi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tuation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with that of their parents, and the situatio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with their children.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parents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55 6% are also poor; and that among the childre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65% are also poor, which means there is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mong the urban poor.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s that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and that of their parents are homogeneous to a large degree, as are the occupations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and those of their childr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homogeneity in educational level and occupation of the urban poor and their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相对贫困是收入相当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一个较低比例的社会生活状态,相对贫困人口比率是指相对贫困人数占全体人口的比率。由洛伦兹曲线可以求出相对贫困人口比率,通过消除相对贫困可以有效降低基尼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