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基于乡村人居环境五大子系统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解析其时空演变分异特征，以制定有效提升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对策与建议。[方法]文章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改进熵权法、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1）2006—2020年，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显著，空间上呈现由“散点状”向“东北高西南低”的演变发展特征；但在东西方向，呈现出由东、西部水平相当，到西部高于东部，再到东部逐渐又高于西部的交替演变发展特征；而在南北方向，呈现出由“南高北低”向“北高南低”的演变发展特征。（2）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自然系统质量整体稳定发展，空间上呈现出“东北部、西部高，东南部低”的演变发展特征；人类系统质量整体提升明显，呈现由“南高北低”向“散点状”的演变发展特征；社会系统质量整体提升显著，空间上呈现出“西部降低，东部提高，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的演变发展特征；居住系统质量整体提升巨大，空间上呈现由“散点状”向“相对均衡”的演变发展特征；支撑系统质量整体提升较大，呈现“相对均衡”向“散点状”的演变发展特征。[结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演变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明显，应实施差异化、针对性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措施，以有效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

以县域尺度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排列多边形指数、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广东省县域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广东省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差异显著,两极分化明显,其中高值区集中在珠三角近郊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的偏远贫困县;各子系统间差异明显,类型以一般、良好为主,且各分项子系统空间分异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环境;从影响因素看,人口集聚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为负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等均为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

以县域尺度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排列多边形指数、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广东省县域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广东省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差异显著,两极分化明显,其中高值区集中在珠三角近郊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的偏远贫困县;各子系统间差异明显,类型以一般、良好为主,且各分项子系统空间分异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环境;从影响因素看,人口集聚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为负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等均为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

[目的]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现实需求，科学客观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分析影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对因地制宜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通过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综合图示法测度结果，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分异格局，借助逐步回归、GWR模型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显著，以中等水平为主；在空间上表现为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呈现“双核”分布特征；年平均气温、人口密度、第一产业占比、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农用机械化总功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率7个因素为影响乡村人居环境的主要因素，各因素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且在不同分区上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差异。[结论]该文揭示了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以中等水平为主，冷热点区均呈现“双核”的格局特征，探讨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影响因素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为因地制宜制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提供参考。

在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讨论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及空间分析方法对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探讨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各分指标的空间格局存在差异;同时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表现出苏锡常地区的高值集聚,苏北地区的低值集聚态势。为提高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并缩小人居环境的区域差异,针对不同地区提出相应建议。

[目的]通过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厘清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格局，探究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路径，为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方法]在讨论乡村人居环境内涵与乡村振兴逻辑关联基础上，从乡村生产环境、乡村生活环境、乡村生态环境、乡村社会文化环境4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对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探讨其空间格局。[结果]按照评价得分可以将17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分为4类，即高质量地区、较高质量地区、较低质量地区、低质量地区，在分析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地区乡村人居环境优化途径。[结论]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存在区域间的不均衡，大致呈现半岛地区优于内陆地区的空间格局，其中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得分最高；乡村人居环境的优化提升要坚持各子系统的整体协调与差异化的路径选择，不同类型地区应采取相对应的优化路径。

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理清其空间分异特征,对因地制宜的制定区域差异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具有最直接的指导性作用。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各区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旨以剖析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重庆市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出局部圈层与多核心共存、"两极"分化明显以及"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异特征。(2)厘定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势区、良好区、一般区、较差区4种乡村人居环境类型。(3)提出优势区分类开展、重点治理,兼顾后期管护;良好区规划先行,辅以农

乡村人居环境是一复杂巨系统,其可持续发展力是各子系统间物质、信息与能量相互流通与交换的结果,本文从经济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入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1997—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为数据源,运用发展水平(衡量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态势)、发展效率(反映乡村人居环境发展趋向可持续的快慢程度)和协调指数(反映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衡程度)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测度模型,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力并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为因地制宜践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供策略支持。结果表明:1997—2015年,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时序上总体态势向好,其中发展水平逐步上升,发展效率波动剧烈,协调性稳步提高,各子系统间可持续发展力差异性较大;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在空间上总体呈现西高东低、"中心-边缘"的分异格局,区县间差异性明显,其中经济发展子系统呈"多级核心-外围"辐射圈层式差异化增长格局、生产生活子系统呈自西向东扩散式增长格局,生态环境子系统总体上先降后升,呈波浪式不均衡增长格局;从政府"制导引导"、城乡"双轮"联动、"点-极-核"整治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整治策略。

基于城乡统筹发展与区域协同发展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2013—2019年甘肃省86个县域单元两者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省县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均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发展态势。其中，河西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河西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处于全省首位，陇中地区与陇东南地区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全省各县域在基本失调类型和基本协调类型中乡村振兴发展滞后型均占大多数，不存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2）县域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平稳性，在局部空间依赖方向和空间增长过程中具有波动性较弱特征，受周边邻近城市溢出效应或虹吸效应相对较弱。县域自身耦合协调度受相邻县域的溢出效应影响程度较小，整体呈现出的高增长或低增长趋势较为明显。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在一定的稳定态势，多数县域未发生跃迁，空间格局呈现出一定的转移惰性与路径依赖特征。（3）县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差异较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差距、产业二元性水平不利于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水平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全国尺度下以县级行政区划(市辖区除外)为单元,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探索其空间分布和变迁规律,不仅可以丰富乡村发展的实践研究,还对因地制宜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年和2015年为研究时点,以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依据,将中国县域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以及均衡发展型4种乡村发展类型,探讨各乡村发展类型的时空演变规律以及类型转换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年与2015年,中国均有50%以上的县域属于均衡发展型,其余类型按照数量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对比两个年度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数量,占比都没有大的变动。②2000年与2015年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呈现不同的区域分布规律,15年间,4种乡村发展类型的分布都呈现出由比较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主导型和工业主导型,由2005年的多个分散带转变为2015年的5大集中带。③2000—2015年,多种乡村发展类型发生了转换,按照数量比例,前6种转换类型分别为工业→均衡发展型、均衡→工业主导型、均衡→农业主导型、农业→均衡发展型、商旅→均衡发展型、均衡→商旅服务型,各转化类型在中国均有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域。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地方资源条件的变化以及地区比较优势的转变使中国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在空间分布、变化过程以及不同类型的转换趋势上呈现出不同的规律。

借助GeoDA软件,运用标准差、加权变异系数、库兹涅茨比率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以山东省105个县域为研究单元,从时空双重维度着手,对山东省1995—2012年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演变趋势和空间格局分异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时间序列上山东县域经济绝对差异显著扩大,相对差异缓慢上升,极化现象显著;从空间格局来看,山东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总体呈现"大异质,小均质"的空间经济格局,东部县域发达而西部县域相对落后,县域间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由增强到减弱的趋势,县域经济发展遵循"积累循环"法则,空间自相关集聚模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以湖南省85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县域尺度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和全局空间自相关研究非农生产、农业生产、生态保障和居住生活等四个功效的空间格局特征;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定量分析功能间交互作用,识别乡村地域优势功能类型,并提出发展建议。结果表明:(1)从省域视角出发,乡村地区的功能空间布局呈现显著的差别以及空间集聚特征;(2)从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关系和功能间的交互作用,识别出各功能之间的交互作用类型(冲突、兼容、协调);(3)根据乡村区域功能与实际功能作用的相关性,将湖南省85个县(市、区)划分为9种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域功能,并据此提出不同类型地域空间的发展建议,以期为推动乡村转型和城乡融合提供参考;(4)乡村区域功能类型与乡村空间聚落布局形态相互影响,因此不同乡村地域功能应与村落布局和形态相协调,以此实现乡村空间的优化和促进地域功能的最大化利用。

[目的] 乡村振兴背景下，探析广西乡村人居环境演变趋势，识别发展短板，为区域乡村建设提供借鉴。[方法] 基于狭义的乡村人居环境概念和乡村振兴背景构建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熵值法、综合指数评价法和Arcgis空间分析法对其乡村人居环境水平进行测算，并分别从市和县级层面分析区域发展差异。[结果] （1）2012—2022年间广西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水平基本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指数值由2012年的0.379增长至2022年的0.670，年均增长率为6.27%。其中，公共服务和卫生环境2个子系统指数值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99%和12.78%，是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的主要因素；居住设施和交通条件2子系统增长幅度相对较小；农业环境子系统呈现先降低再升高的变化趋势，增长幅度不明显。（2）市域层面，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指数值以桂林最高，其次是北海、白色、防城港，其他市相对较低，河池和梧州2市最低；从变化趋势来看，提升最快的是柳州，其次是桂林、河池和来宾，其他区域增长相对较低；贺州和崇左2市乡村人居环境虽然整体水平相对较高，但是研究期内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崇左市下降趋势明显。（3）县域层面，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指数基本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区域发展变化差异较大。从2012年和2022年各县域乡村人居环境排序等级划分来看，研究期间，等级提升的县市共计有14个，占比16.28%；等级下降的县市共计29个，占比33.72%，其他区域排序等级不变。（4）2012—2022年广西县域乡村人居环境整体呈现向东北高西南低的方向演变。其中，桂南区域的各县市指数相对较高并略有提升，但该增长优势不断在弱化；桂东北区域指数水平较高，区域变化波动较大；桂西和桂西北山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分布区，除了桂林市，其他区域乡村人居环境指数值整体提升不明显，指数等级基本呈现下降趋势。[结论] 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得到持续改善，但是区域发展不协同和不平衡的特点突出，尤其是偏远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未来需要加强桂北、桂西北少数民族区域间合作，促进地区资源整合和乡村建设协同发展。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是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该文以湖北省为研究区，从城市人居生活质量、生产质量和生态质量3方面选取18个指标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湖北省17个市州2013年—2018年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及贡献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湖北省城市人居环境及其生活、生产和生态子系统质量总体上呈提升趋势，各地市州城市人居环境及其生活、生产、生态子系统质量的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湖北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在空间上呈现出“核心集聚、局部连片”的分布特征，且研究期内鄂西地区人居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鄂中地区次之，鄂东地区最小。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密度、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率、公路里程密度是驱动湖北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主要贡献因子，但随着时间演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重心将由少数的核心因子向多因子共建转变。

中国快速粗放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等"城市病"日益突出,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宜居人居环境建设的重点地区——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状况备受重视。基于此,本文选取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建立涵盖社会服务与保障、综合经济水平、生态宜居环境、人口与文化环境四个层面的城市人居环境星型拓扑测度模型,综合运用改进的灰色关联TOPSIS法和ESDA等方法,对成渝城市群人居环境时空格局分异特征进行具体分析。结果显示:(1)成渝城市群人居环境差异主要体现在综合经济水平领域,社会保障与服务、人口教育与发展环境地域差异大、时空发展不协调,成为制约人居环境提升的短板因素。(2)2005-2015年成渝城市群人居环境呈现出较好的上升势头,增速较稳但增幅较小,各城市间的人居环境差异显著,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加快培育城市经济整体规模、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是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关键所在。(3)城市群人居环境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位于第二象限低-高集聚和位于第三象限低-低集聚的散点数明显多于第一象限高-高集聚的数目,人居环境建设先进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偏弱。人居环境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包含成都、重庆两个核心城市以及城市群西部、成德绵乐城市带所辖城市,而城市群中部(包括川南城镇密集区、成渝发展主轴中部地带以及南遂广城镇密集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较为滞后、发展水平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