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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作者] 万为众  
【目的/意义】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垄断成为近年来反垄断执法领域研究的重点课题。平台经济因为其特殊的双边市场机制和服务免费的特点,其反垄断规制在传统的SSNIP执法模式下遭遇困境。竞争政策是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规制垄断的同时必须兼顾保护经济模式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设计/方法】首先讨论平台垄断的竞争政策发展现状,从数据对创新影响的实证经济研究中找到平台垄断对经济影响的经验线索,再采用熊彼特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对平台垄断的市场结构影响进行分析。【结论/发现】垄断平台投资过度集中于对数据中专用性知识的挖掘,而使投资结构不合理,进而破坏了平台经济的规模经济效果。从国内外平台垄断规制研究研究成果中总结出理论依据,对平台垄断的竞争政策规制提出政策思路。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张伟  付强  
本文对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综述。中国的《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已经对企业在经营者集中、排他性垄断协议等方面进行了反垄断执法,判决的结果基本建立在合理推定的原则基础上,但仍需加强计量经济分析来为判决结果提供实证证据。此外,价值网络体系以及电子商务等新型组织与商业模式对传统的反垄断政策设计与执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与国有企业密切相关的行政性垄断构成了中国竞争政策实施中的最大困难,应在广义反垄断的概念下限制包括行政性垄断在内的所有垄断行为,并通过横向分拆的方式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
[期刊] 经济学家  [作者] 李韬  冯贺霞  
平台经济下垄断、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复杂,在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的推动下,平台企业的垄断-竞争-垄断周期更短,相应的治理方式也更具挑战性。平台经济下的垄断是一种竞争性垄断,是多维理论视角下的一种市场结构状态、过程与能力,是资本、技术、数据等多种生产要素积累、集中而形成的垄断过程,是一种具有高垄断性、高竞争性、高创新性的一种新的市场结构,是依托平台这一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和数字技术优势而形成的竞争性、动态性、生态性的垄断能力。对平台经济中的垄断、竞争与创新问题,应坚持多元协同、包容创新、审慎监管的治理原则。应充分考虑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结合市场环境进行适度干预,以数字化赋能快速响应新问题、新矛盾,兼顾治理风险与产业效率。
[期刊]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应品广  
在反垄断法视角下,针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模式主要是"事后救济",即通过行政执法或司法救济对已经发生的行政性垄断行为予以"矫正"。相比之下,借助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竞争政策的手段(比如竞争审查制度、国家援助控制制度和行业法的"竞争法化")进行"事前控制",更能对行政性垄断形成有效规范。有必要推动中国行政性垄断规制模式的转变,赋予竞争主管机关更多"事前"职能。与此同时,竞争主管机关可以充分利用部门内部的协调机制和发挥多元机构力量,为赢得社会共识和获取政治支持做好准备。
[期刊] 财贸经济  [作者] 张其林  汪旭晖  乌云  
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来源于平台生态,垄断规制却局限于平台企业,这种错配引致了平台资源公共属性与平台企业私用限制、平台垄断福利保障与平台垄断威胁规制、平台模式复杂化与平台规制明晰性、行为主义导向型垄断与结构主义导向型规制等之间的不适恰,进而造成了平台反垄断困境。那么,立足资源权属建构规制范式、聚焦生态竞争构筑规制模式、基于权益保障改进规制法规、依据主体关系革新规制手段,据此扭转平台生态垄断和平台企业规制之间的错配,成为解决平台反垄断困境的重要策略选择。本文提出的平台生态垄断和平台企业规制之间错配的分析框架为考察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提供了有效的逻辑起点,既为阐明现有的规制困境提供了逻辑一致的架构,也为厘清当下的各派争议提供了一以贯之的逻辑,还为重新审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以及必要设施理论、平台自我优待与平台看门人理论的反垄断观点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期刊]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张占江  
政府反竞争行为,是指政府在干预经济运行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制定、实施限制企业竞争制度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这是合理的,但超过必要限度就会损害竞争秩序和社会整体福利。各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经验表明,要规制不合理的政府反竞争行为需要完整的路径体系。竞争评估,是分析、评价政府反竞争行为合理性的前置路径。竞争倡导,是事前避免不合理限制竞争的制度安排、制度实施,或促进法律向有利于竞争的方向修改的路径。竞争执法,是事后追究有关主体的反垄断责任,排除不合理制度影响的路径。鉴于我国政府对经济不合理干预导致的竞争限制的普遍性、严重性以及现有制度的局限,必须通过法律解释、规则建构,建立、完善上述路径体系,推进体制改革。
[期刊] 改革与战略  [作者] 周红芳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生成过程遵循特定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理论滋养,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是有效补充;从实践逻辑看,平台经济反垄断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之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之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之需。平台经济反垄断必须统筹政府、互联网企业、行业协会和社会民众等主体,使其形成合力,大力推动技术开放和数据共享,并构建合规指引的事前监管与案件审查的事后监管相统一的保障机制。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盛浩  
反垄断政策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在贸易全球化时代,有观点认为,反垄断政策不利于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甚至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政策置于贸易政策之下。但美国政府接受了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坚持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有助于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观点,反对将反垄断政策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并在政策取向上一方面对反垄断政策进行调整,使反垄断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反垄断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
[期刊] 金融与经济  [作者] 房佃辉  
从行为表现看,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可分为三类:通过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交易设置障碍的行为,通过不正当手段对用户进行诱导的行为以及不对等的资源共享行为。从既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出发,差别待遇的规制路径更为合适,但面临“交易相对人”和“条件相同”这两个条件难以满足的挑战,可以通过调适解决:一方面,限定“单一经济实体原则”的适用范围,将自营卖家视为交易相对人;另一方面,在实质层面从平台对自营卖家和其他卖家是否存在歧视待遇进行考察,不应对“条件相同”进行过度要求。对于既有滥用行为类型不能涵盖的优待行为,可以通过兜底条款进行规制。在违法性认定方面,应当从竞争优势的来源、反竞争的效果评价以及正当理由的抗辩等三方面,综合对其判断。
[期刊] 新金融  [作者] 路文成   魏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但对于平台经济而言,传统反垄断方法难以有效监管平台企业垄断行为。将可竞争市场理论与平台市场理论相结合,可以得到可竞争平台市场的模型。本文利用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没有进入壁垒的可竞争平台市场中,在位平台会放弃垄断定价,主动让渡一部分垄断利润以实现与潜在进入平台的“和平共处”,此时的市场结构是竞争有效的。但由于在位企业具有先行优势以及网络效应优势,潜在进入平台的竞争威胁依然不足以使得在位企业制定竞争性价格。因此,要通过数据要素可携带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降低市场壁垒,进而实现平台市场的可竞争。
[期刊] 西南金融  [作者] 聂嫄芳  
数字平台竞争中独家交易行为日渐受到关注和重视,成为反垄断规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独家交易的概念极为广泛,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界定。按照市场结构,独家交易可以分为上下游垄断性、上游寡占主导型、上下游竞争垄断型和下游寡占主导型四种类型,不同类型有不同的特征。数字平台中的独家交易属于下游寡占主导型独角交易,因在实施主体、表现形式、意思表示等方面与其他的独家交易类型不同,同时还因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适用存疑、经济分析模式争议较大、适用原则演变中的争议以及数字经济下独家交易的特性等因素加大了认定难度,使得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独家交易认定陷入了困境。通过对阿里"二选一"、腾讯音乐构筑独家版权两个案例的分析,在数字经济反垄断中认定独家交易违法性需要从实施主体地位、市场锁定份额、持续时间和进入壁垒程度四个方面予以细化。
[期刊] 现代管理科学  [作者] 范德成  胡顺东  
2008年8月1日,中国反垄断法正式实施,意在为企业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追求经济的效率和公平与保护民族产业的生存条件和竞争力都十分重要,既希望规制外资垄断势力的形成又要保护国内产业的成长免于法律刚性约束,因此,有必要关注政策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柔性问题。中国的传统产业和民族工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较为有利的条件来为全面地与外国企业竞争来做准备,政策的柔性是保护产业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期刊] 南方金融  [作者] 秦勇  宋丽玉  
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消除潜在竞争,存在对具有竞争力的初创中小平台企业进行扼杀式并购的偏好。平台经济领域扼杀式并购潜藏着强化市场集中、阻碍市场创新、损害消费者权益和破坏市场秩序及环境等竞争隐忧,这种无序并购的行为应引起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高度关注。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在对平台经济领域扼杀式并购的识别、评估和事后干预方面表现出了滞后性。为此,需要结合平台经济的特性和扼杀式并购的特点,引入并购审查交易额标准以补充目前单一的并购审查营业额标准,突出宽泛的相关市场界定、累积效应和创新等因素在竞争损害判断上的作用,强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事后审查以构建合理有效的全过程控制机制。
[期刊] 商业经济研究  [作者] 徐蓓  
我国社会经济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转变,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我国原以工业经济为基础建构的反垄断法基础理论及竞争规则提出新的挑战。区别于传统实体企业形态,数字平台以数据、算法、规则等为依托进行线上交易,具有双边市场性、动态发展、高度市场集中、垄断隐蔽性和强制性等特征,这使得数字平台在适用传统反垄断分析工具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局愈加明显。为此,应结合平台特点分析相关市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等传统反垄断规则的适用局限,重新审视反垄断法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价值导向,对反垄断规则进行必要调适,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
[期刊] 经济问题  [作者] 常柳溪  
平台经济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畅通经济循环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主导平台公司的增加及数据使用广泛化,相关反垄断监管和数据规制也愈发迫切。在分析平台经济下的反垄断监管问题和平台经济下的数据规制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平台经济下反垄断监管和数据规制之间的联动效应,以及该效应如何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障用户权益、推动产业发展及促进国际合作,以期为平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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