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选择市场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选取市净率和托宾Q值两个指标对实证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和信息透明度都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前者表明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并未因外部市场化环境的改善而有所提高,后者则验证了信息市场的"次品车效应";信息透明度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基于市场化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而且市场化水平可以很好地解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存在由负到正的变化,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外部市场化环境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息...

本文选择2011-2015年我国深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分析市场竞争、会计信息透明度和企业价值三者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下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市场竞争能够增强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分组分析发现,企业产权性质能够影响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更能提升企业价值。

文章以2007—2016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stic回归,考察了客户集中度与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与客户集中度显著负相关,大客户与企业间的私有信息交流降低了企业公开披露信息的动机。但是,市场化程度提高能够抑制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上市公司与客户之间更多依赖私有信息进行交流,降低了对公开信息的需求。文章从客户关系的视角出发,拓展了信息透明度、信息质量相关领域的研究,并为监管者和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披露行为的认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

本文以2013-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就商业信用和现金持有水平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机理展开研究,发现:现金持有水平与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显著负相关;商业信用能显著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同时显著削弱了现金持有水平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的负相关。

本文选择2010-2015年我国深市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披露、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了信息披露透明度对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之间相助正相关,即积极进行税收筹划的企业,企业价值就越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增强了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即信息披露透明度能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税收筹划,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本文选择2010-2015年我国深市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披露、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了信息披露透明度对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之间相助正相关,即积极进行税收筹划的企业,企业价值就越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增强了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即信息披露透明度能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税收筹划,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价值创造能力是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受到多方因素共同干扰,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环境下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双重创新作用下更是成为关键点。基于此,本文以2012—2017年深交所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和包括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内的双重创新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作用与影响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双重创新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会计信息透明度能增强双重创新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相关性。

以我国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家族企业“去家族化”与企业价值创造间的关系，并分析信息透明度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族企业“去家族化”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而且能够经由信息透明度的改善，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水平；第二，大股东“掏空”动机削弱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第三，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推动包括家族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家族企业破解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关键是要对标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要求，形成多元持股结构，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同时要加强资本市场监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上市企业的短视冲动，促进家族企业规范转型。

本文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信息透明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分析师关注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信息透明度的下降会显著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第二,信息透明度通过融资约束作用于企业金融化,即信息透明度降低会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第三,分析师关注、分析师观点异质性可以调节"信息透明度—企业金融化"关系,且这种调节作用具有地域层面和所有权性质层面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加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二是要缓解实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切断"信息透明度—企业金融化"的传导途径;三是要鼓励和支持证券分析师行业的蓬勃发展,保护资本市场上卖方分析师的独立性。

降成本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也是企业保持盈利能力和持续增长能力的必要之举。但很多行业与企业不仅成本居高不下,而且成本粘性问题严重。如何降成本?降低成本粘性程度是突破口。文章以我国证券市场物流行业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发现物流企业存在成本粘性问题,提升企业的透明度有助于降低成本粘性。结论为物流企业提供了降低成本粘性以降成本的证据支撑和路径参考。

文章以2011—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股价崩盘风险视角考察了财务信息透明度和利率市场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财务信息透明度能有效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即财务信息透明度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负相关;利率市场化能有效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即利率市场化与股价崩盘风险间显著负相关;利率市场化显著增强财务信息透明度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

通过盈余管理来衡量信息透明度,是从"隐性激励契约"视角探究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及路径。研究发现:公司信息透明度正向影响研发投资,这种正向影响却受到高管权力的牵制,即当高管权力增强时,促进效用会被削弱;不同情境分析显示,仅在非做空标的组高管权力才能对透明度与研发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作用,而在做空标的组无法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信息更透明后并没有造成机密泄露问题,反而降低了高管薪资与研发产出的敏感度,进而更大程度地激发了研发动力。本文区别于以往研究,重点关注高管内在的研发动机,验证了"短期内容忍失败即是最好的激励"的观点。文章丰富了关于信息透明度功能的文献,指出其可以作为非正式激励合同,同时对公司如何成功研发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建议股东应该多关注研发过程中高管努力工作的细节,避免因只看重结果而扼杀了其研发的积极性,出现"研发产出低—降薪—降薪后产出继续低"的恶性循环。

本文以我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深圳主板Ａ股上市公司的财务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避税关系。研究表明：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避税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提高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可以抑制管理层避税行为的实施；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即相对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企业避税力度越小。本文研究结果以期为股东识别企业避税行为的潜在风险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