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从内外部两方面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政策一方面通过资金配置、风险管控从内部支持企业获得融资、分散风险；另一方面，绿色金融政策结合绿色消费、竞争激励从外部帮助企业打开市场、树立优势。其次，从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三个阶段演进特征来看，我国整体上正在由第一阶段的被动创新跨向第二阶段的响应创新，但由于区域间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水平的不平衡，有些地区已经处于第二阶段，有些地区还刚刚开始第一阶段。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在各阶段的发展也会存在重叠和反复。最后，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给绿色技术创新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业和新时代数字技术融合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ESG评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理区域、环境治理水平、CEO金融背景下存在差异。

数字金融是否能缓解中国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文章基于融资契约理论，提出了融资模式创新的理想融资概念，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组态效应模型，以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小微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间接提升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空间，并发现了“政策支持型”与“市场支持型”两种基于数字金融视角的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新提升路径。故而，建议相关政府需进一步加大数字金融生态建设力度，从而实现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初衷。

数字金融是否能缓解中国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文章基于融资契约理论，提出了融资模式创新的理想融资概念，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组态效应模型，以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小微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间接提升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空间，并发现了“政策支持型”与“市场支持型”两种基于数字金融视角的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新提升路径。故而，建议相关政府需进一步加大数字金融生态建设力度，从而实现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初衷。

为促进中小科技企业创新，我国于2011年和2016年开展了两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本文从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的视角，深入微观层面解析该试点政策影响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并基于新三板挂牌中小科技企业数据，采用DID方法评估该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试点政策通过政府和市场的结合提升了金融资金和政府资金对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相比于非试点城市中小科技企业，试点城市中小科技企业未来一期和未来二期的创新产出均经历了更大幅度的提高；该试点政策对成长期和民营中小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尤为显著。研究还发现，试点政策在显著提高中小科技企业创新数量的同时，对其创新质量并无显著影响，需要进一步改进政策设计。本文为进一步完善和推广“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以微观企业2007-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来探究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并进一步考察该机理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与市场化进程中的差异。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不仅给企业带来了直接的资源补充效应,而且能通过信息传递效应增加外部融资,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传递效应主要通过增加企业股权融资来实现,而对银行贷款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对企业分组分析发现,这两种效应只有在民营企业组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组中显著,而在国企组中政府补助只发挥了资源补充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组两种效应均不显著。

本文以微观企业2007-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来探究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并进一步考察该机理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与市场化进程中的差异。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不仅给企业带来了直接的资源补充效应,而且能通过信息传递效应增加外部融资,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传递效应主要通过增加企业股权融资来实现,而对银行贷款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对企业分组分析发现,这两种效应只有在民营企业组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组中显著,而在国企组中政府补助只发挥了资源补充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组两种效应均不显

政府"有形之手"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是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2009—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有形之手"的重要手段——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实施后,相关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都显著提高,不过,创新的提高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专利,而在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方面效应并不明显。这意味着,整体上政府审计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不过,国有企业存在策略性创新的可能。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的监督效应、激励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国企创新。以上发现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府监管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绿色创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并以2011-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杠杆水平和提升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积极性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是要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给予数字金融政策支持和试错空间，用金融手段助力绿色发展；二是要引导企业以绿色创新为导向，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契机，实现绿色转型升级；三是要根据企业异质性分类施策，积极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本文考察了政府创新鼓励措施对企业创新投入价值性的影响及其制度基础。研究表明，创新投入能够增加企业价值，但政府补助对创新投入价值相关性的显著正向作用仅表现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以２００９年初实施的涉及企业研发的税改为外生事件，研究发现税改后企业创新投入的价值相关性显著提高，且这一改善不受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该文从企业创新融资角度，研究了政府补助与政府税收减免两项干预企业创新活动的机制对创新投入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政策借鉴意义。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经验数据,对企业创新的融资渠道选择及其耦合机制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企业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自身现金流、股权融资,而银行贷款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来看,银行贷款对企业现金流、股权融资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过程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应"随着企业外源融资依赖度以及外部法制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基于资金需求端探究企业创新的融资偏好,并进一步剖析其内在逻辑,相关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政府扶持企业创新活动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依据企业技术创新不同阶段面临的资金需求,政府会给予企业直接资助。然而,在实际活动中,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研发补贴低效率的现象。本文就此分析了政府补贴研发的内涵、实际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依据现实情况提出了相关对策,以期实现合理配置社会创新资金的目的。

加强政府创新政策之间的协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举措。基于供给和需求相配合的视角，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协同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呈现显著的协同效应，且协同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增强创新吸收水平来发挥作用。关于协同效应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在政府采购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加显著；当政府补助多由研发相关补助构成时，政府采购与补助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相较于策略性创新，政策组合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相较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组中政策协同效应更显著。

针对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作用关系和研究分歧，以创新链划分企业创新活动，对41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中度正相关，与成果转化强正相关；融资约束与信号传递在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且信号传递部分中介了政府采购与成果转化的关系。文化背景仅负向调节了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的关系，产业类型对这一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府采购协定（GPA）参与方属性及其与长期导向的交互均正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数据特征负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上结论验证并拓展了相关研究，为企业创新管理研究和政府采购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