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Nucci(2003)的三货币框架,以人民币、韩元和新台币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了这些货币存在市场分割的境内外远期外汇市场以及不同货币之间的跨货币溢出效应对汇率预测的影响。基于DCC-GARCH-X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跨货币溢出效应确实存在,其中,NDF市场在一般时期比DF市场的影响更明显,而危机时期DF市场的影响显著增强;NDF主要以短期期限影响较为显著,而DF则以长期期限为主。此外,三种货币外汇市场的波动都具有较高的持续性,并且以人民币为最长;而市场间的波动溢出为单向溢出且条件相关关系具有显著的时变性。本文的结果对国际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政府关于国际储备的增值保...

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框架内探讨市场分割下货币政策的效应特征,通过同时考虑LCP和PCP两种定价方式,引入市场分割。根据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混合定价方式下,若本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本国物价上涨,本国产出将随之增加;若外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本国物价下降,但其对本国产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后利用2002—2010年中美两国季度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本文基于＂三元悖论＂，采用２００７年１月４日到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２日的数据，研究人民币汇率与Ｓｈｉｂｏｒ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Ｓｈｉｂｏｒ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两个变量的波动均存在显著的ＡｒＣｈ效应；对于同等信息的冲击，Ｓｈｉｂｏｒ反应更为敏感，表明货币市场的弹性大于汇率市场的弹性；两个市场仅在短期内存在双向的、对称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且Ｓｈｉｂｏｒ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溢出效应大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Ｓｈｉｂｏｒ的溢出效应。

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不同,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具有双重目标:稳定币值和促进经济增长。本研究考虑了这种特殊性,通过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央银行和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研究了市场分割条件下我国中央银行与经济主体围绕通货膨胀进行博弈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天生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内在动机,但是由于经济主体理性预期的存在,中央银行在短期内获得的收益将会被在长期付出的更大代价所抵消。最后,本文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宽泛意义上的东北亚区域覆盖了中国、日本、蒙古、韩国、朝鲜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区域总人口近十七亿,GDP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在地区贸易、外汇储备与金融体系中,美元作为东北亚地区具有垄断性质的核心媒介货币的态势是客观而又真实存在的,2009年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更是彰显了美国重塑美元霸主地位的决心。同时,随着中国日益显露其作为东北亚地区最终产品贸易市场提供者与首要进口来源地的地位

在对世界货币群落体系论述基础上,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和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测算了1997—2015年人民币与其他22种主要货币的双向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近二十年人民币溢出效应提高,溢回效应下降,在货币群落中的地位提升。SDR货币中,人民币全球净溢出效应低于美元、欧元和英镑,高于日元。人民币溢出效应集中在港元、印度尼西亚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中国台湾新台币以及以色列新谢克尔等货币上。溢回效应集中在新加坡元、澳大利亚元、马来西亚林吉特、新西兰元以及巴西雷亚尔等货币上。在贬值周期中,CNH汇率对其他货币的影响大于CNY汇率。进一步对作用渠道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贸易渠道是人民币净溢出效应的主渠道,中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市场份额越大、波动接收国对华贸易依存度越高、中国对波动接收国贸易依存度越低,人民币净溢出效应越大;资本渠道有正反两方面影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净溢出效应有利,而资本账户开放对其不利。本文研究为我国汇率政策制定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研究人民币与RCEP主要成员国货币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对提升人民币在区域内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修正的ICSS算法识别各国汇率的方差结构断点，将其引入ARMA-GARCH模型得到各国汇率的条件波动率，然后基于波动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计算各成员国货币间的波动溢出指数。研究表明：人民币波动更多地受到自身冲击的影响；波动溢出效应具有双向性和非对称性，RCEP经济体货币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波动溢出和波动接收。其中，中国是汇率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净输出国；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人民币在样本期多数时间表现为波动净输出方，但在新冠疫情出现后的一段时期内，表现为波动溢出效应净输入。基于此，得出持续挖掘人民币使用需求、加强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货币合作、加强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等政策启示。

受制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多年以来东北亚区域合作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寻求有效的突破点,加快东北亚合作成为当务之急。根据新功能主义的溢出效应理论,长吉图先导区开发开放可产生溢出效应,即在产业开发、贸易发展及政策先行先试等三个方面,将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关联程度的不断增强，一国货币政策变动对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协调也愈加重要。在此背景下，有关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日益丰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也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对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及国际协调领域的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展望。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1990年以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及博弈论等进行理论探讨，1990年至2000年多数研究开始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探究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和渠道，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其中以探讨中心国家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为主。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来看，相关研究大多通过控制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来获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主流研究方法也逐渐从基于MFD模型的纯理论分析转向基于VAR系列模型的实证分析和具有一致性框架的DSGE模型分析。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来看，早期文献大多认为汇率和贸易是主要渠道，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推进，金融渠道的作用日益凸显，且比汇率渠道和贸易渠道传导更加迅速、后果更为严重，并逐渐成为近些年研究的重点。由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实践中存在一定难度以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下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较小，目前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相关研究的观点并不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联动趋势的不断增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必然趋势并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而部分学者认为政策协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政治成本，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应慎重。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是大多数文献仅考察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单向溢出效应，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的双向国际溢出效应；二是关于金融渠道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全球金融风险传递等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需要深化；三是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较少且观点不统一，尤其是对政策协调的有效路径缺乏系统研究，相关研究有待加强。中国学者应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尤其要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渠道、应对国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有效政策工具、促进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等方面取得突破。

本文从表现、成因以及影响三个方面对房价溢出效应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做了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总结了房价溢出效应在国家、区域、省份(州)以及城市间的广泛存在性和具体表现程度;构建出以社会交互和预期传染为内在机理,以人口、资金和信息流动为具体渠道,以区域间房地产市场的异质性、联动性和经济关联性为条件的完整形成机制理论框架;验证了货币政策在区域房地产市场间的异质性效果。最后,参照世界各国经验以及我国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具体表现,本文提出了重点观测东部地区楼市表现以及根据各地区政策敏感程度实行差异化房地产管理的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Cheung和Ng交叉相关系数方法,对东亚六国货币①——人民币、日元、韩元、泰国铢、新加坡元和林吉特的名义美元汇率波动溢出进行检验,发现东亚汇率波动溢出普遍存在且具有不对称性和多层次溢出特征。实证结果还表明,日元交易商能更加有效处理来自人民币、韩元、泰铢、新加坡元和林吉特五种货币的信息,而人民币交易商对处理来自日元、泰铢、新加坡元等货币的信息效率不高。

文章以银行间国债市场和交易所国债市场的市场指数为分析目标,运用Hamao等(1990)的单变量GARCH模型两步法,考察我国国债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检验期内,我国国债市场的价格对信息的反应不灵敏;外部冲击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具有持久性;信息流动是单向的,银行间国债市场的波动冲击会影响到以后交易所国债市场的波动,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波动冲击不会对以后银行间国债市场的波动产生影响。

文章应用时变参数模型分析了美国等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机制，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化能够对中国经济产生时变性影响。首先，国际货币政策在变化窗口期会给中国经济产生非常显著的溢出效应，其次，从影响的机制来看，国际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中外利差产生影响，人民币汇率也会对中外利差的变化产生影响，而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差额反过来也会引起中外利差波动，但是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并不符合传统的汇率弹性理论。

美国为应对高通胀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国为帮助经济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复苏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两国货币政策呈分化特征。基于该视角,本文构建一个具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SV)和中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更加突出;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是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重要途径;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即中间厂商部门对于复合资本品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实现厂商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完成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当中间厂商部门使用外资的占比较小时,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较大;当中间厂商部门使用外资的占比较大时,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较小。在区域冲突加剧、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本文对于深入理解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理论机制具有重要作用,对深化金融市场开放具有启发意义。

本文采用2013-2020年1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数据,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沿着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网络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及微观机制。结果发现,美国货币政策紧缩(扩张)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国关联企业投资的负向(正向)影响显著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本土企业。影响机制在于,跨国企业通过其内部资本市场与内部供应链,向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国关联企业传导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从而影响美国关联企业的投资水平、收入增长、规模扩张与现金持有,并进一步沿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产业关联向其本土企业进行传导。本文补充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在企业层面的传导渠道,为新兴市场国家更好地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