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书排检法刍议蓝阳（广西师范大学）当前出版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和个别自然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教材（以下简称“教材”），都安排有“工具书的排检法”一课。笔者对１４种教材（社科１３种，理科１种）的“排检法”课的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和意...

本文分析了我国常用图书分类法的类目注释中有关书次号的各种规定，认为由此造成书次号的混乱，不利于索书号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提出分类法不宜代庖涉及书次号问题，更不宜在同一分类法中规定不同的书次号。

“二次工具书咨询解答法”的局限与改进戴勇敢（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已故天津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范铮先生积３０多年参考咨询工作的经验，于１９８５年正式提出了“二次工具书咨询解答法”（简称“二次法”）。此后，范先生多次发表有关文章，使之不断完善，并应...

从课程设置目的、教材编写结构及介绍工具书的方式上比较了《中文工具书》和《社科文献检索》两门课程的异同，指出由于教学目的的不同，两门课的内容应有不同的编排体系

试评《中文工具书导论》赵媛（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４３００７２）近日，悉心研读了詹德优先生的新著《中文工具书导论》（下称《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出版），觉得它是一部集科学性、理论性、技能性和新颖性于一体的工具书专著。１体例科学中文工具...

工具书评价对于图书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工具书评价的标准有:政治标准,主要是看其能否正确体现内容的政治性;结构标准,主要看其总体设计、各部分之间结构是否合理,反映学术成果是否充分,以及其执行标准和规范如何;还有科学性标准、功能性标准,以及装帧设计标准等。参考文献5。

在图书馆参考工作中,工具书应用是一个由使用者、咨询问题和工具书三大因素组成的信息交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使用者包括作为信息间接需求者的图书馆参考工作人员和作为信息直接需求者的图书馆用户,他们是应用主体,是系统的活化因素;咨询问题是中介,是使用者与工具书间的桥梁,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既通过具体的咨询问题来表达,又通过使用工具书解答咨询问题来满

采用何种计量属性来计量金融工具,是一个争论已久且至今尚未达成一致见解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却很清楚,即历史成本不适用于金融工具的计量。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量金融工具,难以为企业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提供反映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财务结构、变现能力、偿债能力、以及对经营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等方面的信息。既然"纯"历史成本不适用于金融工具的计量,那么可不可以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基础上"加入"公允价值,使其

对《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录的藏书印进行分类,进而探讨了古代藏书家对藏书印赋予的多种精神内涵,分析了对今人的启示,提示要学习古人的读书、爱书和求知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

本文分析了现行藏书利用评价指标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以及影响藏书利用的几种客观因素,指出要从改善社会环境、提高读者需求和图书馆工作质量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藏书。

本文介绍了传统工具书在现代科技背景下的四种转生形式,从形式的“延异”、文本的解构、内容的增值以及范式的突破等四个方面,论证了新生代工具书对传统工具书的解构。

一条鞭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继唐两税法后,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革。诸多学者对一条鞭法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学者基于现代税制视角来研究一条鞭法内容,分析其所体现的税制设计原则。文章从现代税制出发,挖掘了一条鞭法所体现的现代税制内容,分析了其所体现的税制设计原则。一条鞭法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些税制设计原则,对于今天的税制改革,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目前农地征用中的严重问题进一步说明 ,必须与时俱进地将现行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权能返还给农户 ,建立一部能够体现宪法基本精神、农户拥有农地所有权、市场配置农地资源、又接受国家政策干预的农地产权法。这是当前“三农”形势与国家长治久安最紧迫的需要 ,也是为我国及世界各国长期实践所证明的理性选择

一、国际旅游法的概念与特征国际旅游本质上是一种人员和服务的国际流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旅游可被视为无形国际贸易的一种,构成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内容。国际旅游一般通过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之一即境外消费得以体现,同时亦涉及商业存在等其他方式。因此,国际旅游法实际上可以归入传统的大国际贸易法分类中,国际旅游法通常是指国际旅游服务贸

自现行宪法1982年公布以来,违宪审查以及蕴含在违宪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机制一直是宪法学界的热门话题,有关文章汗牛充栋,以此为主题专门召开的研讨会也不计其数,2009年部分学者草拟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对宪法解释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此后宪法解释一直是许多宪法学人念念不忘的主题之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8年修改宪法时,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是我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在名称上首次出现"宪法"一词,意在为宪法监督与实施提供组织保障。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自此,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作为我国当下宪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已经呼之欲出,引人瞩目。1982年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一制度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规范层面上。在学界长期不懈的呼吁下,尤其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宪法解释机制的启动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宪法解释的切入点在哪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主体又是宪法解释主体的体制下,宪法解释的空间何在?如何协调立法程序和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方法与法律解释方法到底相同还是不同?宪法解释的效力应如何确定?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基础性制度线索中,"宪法解释"处于什么地位?该如何发挥作用?本人受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组织了本次笔谈。六位学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圈可点。